回到北京后，王陽明的耳朵里就總被灌進這樣的信息：蒙古人又在邊疆鬧事了；蒙古人跑進大同城搶糧搶錢搶女人了；我大明朝在與蒙古人的戰(zhàn)役中大捷，殺掉三個，活捉一個。

到了弘治年間，文臣不知兵事，而武臣一聽要打仗就魂不附體，王陽明心里很是焦急。中央政府高級官員開會，要推出一名民族英雄，在場官員面面相覷，因為他們都不是民族英雄，更推不出一個民族英雄來?？上攵?，當(dāng)時要推舉出一名大將，比考狀元還難。

王陽明在哀嘆之余思索著，書生真是百無一用，平時扯淡可以，關(guān)鍵時刻全都是銀樣镴槍頭，中看不中用；而武將則是一群好勇斗狠之徒，有勇無謀，政府招聘武將，所考的科目大都是騎馬射箭舉重，再精進一點兒就是體操表演。我們從來沒有聽說過哪朝的武狀元立下赫赫戰(zhàn)功的，因為政府挑選他們的目的就是為了看家護院，而不是開疆拓土，他們不具備帥才那種運籌帷幄的素質(zhì)。

正如魯迅當(dāng)年看到中國人的劣根性而棄醫(yī)從文一樣，王陽明也想棄文從武。王陽明不僅是個書生，在余姚讀書準(zhǔn)備科考時，本地一個叫許璋的人曾教他騎射，并且還跟他講過很多軍事理念。據(jù)說許璋這個人深藏不露，有大將之才，他來到人間的目的似乎就是讓王陽明對軍事入門，此后他就離開了王陽明的生活。

想要對一門學(xué)問精深，就必須要多讀相關(guān)書籍。王陽明抱來了一大堆軍事著作，諸如《孫子》、《司馬法》、《尉繚子》、《六韜》、《吳子》、《三略》、《唐李問對》等，這些都是愛好軍事的明朝人的必藏書。除此之外，王陽明還找來了南宋政府指定的將領(lǐng)必讀書《武經(jīng)七書》。這是一本編出來的書，質(zhì)量很差，從這里可以知道南宋人為什么打仗那么臭，但王陽明對這樣的書也是如獅子搏兔，必盡全力。

讀書最好的方式是在書上亂寫亂畫。王陽明很早就有這樣的習(xí)慣，一些專家稱這為批注。他對唐朝名將李靖的軍事思想很不屑，在《唐李問對》的下卷，他這樣亂寫：“李靖一書，總之祖孫、吳而未盡其妙，然以當(dāng)孫、吳注腳亦可。”而對始終受到各路英雄稱贊的《尉繚子》的評價只是這樣一句話：通卷論形勢而已。

王陽明這口氣是有點兒太大了，不過，在《孫子》面前，他低下了高傲的頭顱：兵道的總原則就是，誤人而不誤于人，致人而不致于人。怎么辦？就要有萬全的謀略。

在《軍爭第七》中，他這樣亂寫：善戰(zhàn)不戰(zhàn)，故于軍爭之中，寓不爭之妙?！耙杂貫橹?，以患為利”，“懸權(quán)（秤砣）而動”；而必申之以避銳擊惰；“以治”，“以靜”，“無要”，“無擊”，“勿向”，“勿逆”等語。總之，就是虛虛實實、真真假假。

王陽明研究兵書研究得如癡如醉，每當(dāng)參加宴會時，他會很快吃掉水果，用水果核在桌子上排兵布陣，惹得大家側(cè)目而視。有人問他，可知道戰(zhàn)國時期的趙括嗎？王陽明當(dāng)然知道，那家伙就是因為紙上談兵才把自己的祖國推向深淵的。王陽明說，我不是趙括。但立即有人追問，的確，你連趙括都不如，因為有人給趙括一個施展的舞臺，而沒有人給你。

王陽明愣在當(dāng)場，這的確是個問題。他即使是韓信轉(zhuǎn)世，又能如何？沒有舞臺，最好的表演藝術(shù)家也只能在街頭賣藝。

這次打擊遠比前兩次大。王陽明茫然若失了很多天，終于決定再繞回來，還是要把朱熹的“格物”搞明白，或者說，要從朱熹那里找到人生的理想。

但是，王陽明無法找到，他不知道這是什么原因。他自作聰明地認(rèn)為，鉆研學(xué)問應(yīng)該左右逢源。的確有人這樣做過，并且獲得了成功，比如研究心理學(xué)的人在心理學(xué)領(lǐng)域停滯不前，轉(zhuǎn)而去研究烹飪，結(jié)果豁然開朗。王陽明這么多年來研究理學(xué)，又研究道家與佛家，再研究兵家，又掉頭研究理學(xué)。這說明了人類的一個共性，年輕時，每個人都容易沖動，一旦環(huán)境有變，立即會隨之改變，把原來的宗旨和興趣都改變了。王陽明就這樣晃晃悠悠，連他自己都拿不定主意。

有一幅漫畫是這樣的：一個人拿著鐵鍬挖井，在他身后有無數(shù)井眼，每一個都快要見到水了，可惜的是，每一個井都沒有見到水。

王陽明就處在這樣的階段，但還好，朱熹拯救了他。有一次，他看朱熹給宋光宗的上書中有這樣一句話：“居敬持志，為讀書之本；循序致精，為讀書之法?！庇兄菊吡㈤L志，無志者長立志。

王陽明如夢方醒。他立即意識到自己從前的錯誤，雖然樣樣都通，但樣樣都沒有深入研究，所以，最終仍然停留在一些學(xué)說的表面。他開始痛改前非，專心研究起朱熹的理學(xué)來。

不過，他又陷入了困境。朱熹說，“格物”到高境界時，萬事萬物都有個“理”在。可王陽明研究來研究去，仍然是：東西是東西，心是心，二者總不能交融到一起而產(chǎn)生“理”。他把自己搞得頭昏腦脹，仍然不得要領(lǐng)。最終，他說服了自己：圣賢之路，還真不是我走的啊。

可是，他又不甘心，懷疑態(tài)度涌上大腦：朱熹這老頭是不是說錯了？萬事萬物都有“理”，為什么有那么多人感覺不到？我格竹子時不可謂不下苦功，險些死在上面，我的天資也夠聰明，朱熹又不是神。難道，“理”這個東西不是存在于萬事萬物之中，而是存于心中？

因為這一懷疑，王陽明成為心學(xué)大師，“心即理”這一概念如月上柳梢頭一樣，被世人所熟知。這個時候，王陽明只是懷疑，他認(rèn)為懷疑是件可怕的事，是對圣賢的不尊重。于是，他從書桌前站起來，伸個懶腰，看向窗外，窗外陽光明媚，一只鳥飛來，忽然又飛走。王陽明順手抄起了一本道家典籍，讀了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