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聯(lián)儲大樓下約定5年內不言退

當?shù)胤狡髽I(yè)和官員悶頭搞股份制時，海外也有人惦念著這邊。在海歸中有兩位，一是王波明，一是高西慶，日后在中國證券市場都留下了動靜。

1988年8月，二位爺在北京相會?；貒埃麄冊诿缆?lián)儲大樓下有個約定，要回國去干件事，用現(xiàn)在的話，即要去做個局。怎么個局？就是要把個物件捎回去，這物件往大里說是資本交易機制，資本就是馬克思說的“從頭到腳每個毛孔都流著血和骯臟的東西”的那個物件，往小里說是證券交易所，再小點說就是股票交易所。

他們知道這事有難度，于是約定：回國后干5年，5年內不言退，如果5年干不成事，各奔東西。高西慶打算在城東修自行車，而王波明則打算在城西賣包子——這話在今天聽來足夠作秀，但當時這二位干了件狠事，回國之前他們把后路斷了，不拿綠卡，不受誘惑。

高西慶是急性子，講起話來不喘氣。2000年5月23日，時任中國證監(jiān)會副主席的高西慶在中南海和中國政府高層討論證券問題?！拔冶M量講慢點。朱镕基提的問題最多，從他提的問題可以看出，他門兒清。后來時間不夠了，我跳著講，朱镕基就打斷，把話題拉回來。他最關心國有股減持問題?！?/p>

高西慶是吃過苦的，初中畢業(yè)他在四川大山里修過鐵路，打錘放炮。那時候能當兵，當鐵道兵，是時尚的。可惜具體到高西慶身上，他只是附屬于鐵道兵的民工，就像當年解放戰(zhàn)爭三大戰(zhàn)役，上百萬的民工推著獨輪車跟隨解放大軍從北掃到南，怎么說也算跟共產黨走了一回，也算參加過解放戰(zhàn)爭。

1978年高西慶26歲，考上北京對外貿易學院（后更名為對外經濟貿易大學）研究生。學了一年宏觀經濟，學校讓高西慶改專業(yè)，學法律，上面定的。高西慶有點不舒服：中國有法律嗎？“文革”中老爹被關進去放出來從來沒有法律給個說法，只退給7麻袋材料，一氣都燒了。但高西慶還是去學法律了。

1981年9月研究生畢業(yè)后高西慶選擇留校，當時美國格杰律師事務所與北京對外貿易學院有一個交換工作一年的項目，于是高西慶出國了。但一出去他馬上就傻了眼：說起來還是學國際法的，到了國外就像一頭栽進桑拿房，兩眼迷離滿頭霧水，根本不明白人家玩的規(guī)則，連邊都沾不上。

一年后，高西慶請示北京對外貿易學院領導要求留下來繼續(xù)學習，獲準。

高西慶被拒簽，尼克松幫忙

美國有兩個行當掙錢最多，一是醫(yī)生，二是律師。律師的報酬是了得的。在香港，有洋人咨詢中國法律服務（香港）有限公司前任董事長柳谷書，老頭兒說：來吧，一小時500美元。老頭兒兒女成行，其中一個兒子挺有名，叫柳傳志。

倒沒聽說高西慶學法律是圖賺錢。

1983年高西慶考上杜克大學法學院，揣著尼克松獎學金，還是全獎。法學院的暑假挺長，高西慶便去打工，找到了一家名為Mudge Rose Guthrie Alexander & Ferdon的律師事務所工作。美國前總統(tǒng)尼克松曾經是這里的合伙人。在美國，律師分三類：一類是華爾街律師，不一定是在華爾街開業(yè)，而是從事證券、金融類的；一類是華盛頓律師，主要是打政府官司的；還有一類是城關街律師，就是在大街上開個店，打商業(yè)官司。三類律師相比，華爾街律師是頂級的。

華爾街是紐約曼哈頓島上的一條金融街，在一個街口豎著一塊大理石碑，上面刻著一個公式：

24美元×370年=300億美元

是這么回事——

1626年荷蘭人彼得·米紐伊特（Peter Minuit）用珠子和小飾物從印第安人手里（有人懷疑印第安人并沒有住在曼哈頓島）買下22平方英里的曼哈頓島，當時價值60荷蘭盾，合24美元。300年后，僅華爾街的地價就達300億美元，每平方英尺622.29美元。

如果說紐約滿街流金，指的就是華爾街。別的街就不一定了，有的流垃圾。

荷蘭有一種永久性政府債券，當時年息為8%。永久性債券的含義是，債券沒有到期之日——永不償還，將無限期支付8%的利息。今天，這些債券仍有一些還在流通。如果印第安人把錢用來購買荷蘭政府的永久性債券，假定年息仍是8%，到1997年，即371年后，這24美元的價值將達60余萬億美元，即：

24×（1+0.08）371=60 314 888 230 728

也就是說，印第安人依然可以在曼哈頓經過371年的發(fā)展之后重新購回整個曼哈頓！用另一種算法，只要印第安人當時購買60荷蘭盾的荷蘭東印度公司的股票，到1632年，他們每年也能收到約18%的紅利，此后，直到1799年公司解散，每年也能收到12.5%的固定收益。到1799年，投資收益將達到58 360 100 100美元，此后，每年的投資收益只要在4%以上，則總投資收益將比購買荷蘭政府的永久性債券的收益還要高。

資本的發(fā)展空間怎么想象都不過分。

高西慶加入的Mudge Rose Guthrie Alexander & Ferdon律師事務所就開在華爾街上。1987年5月高西慶提出要回國。美國人好意相留，高西慶推辭說領導不批。美國人說咱寫信去解釋解釋？高西慶笑了：你寫和我寫還不一樣？中國人認你是誰呀？美國人脖子一梗：尼克松寫信管用嗎？尼克松果然寫了一封長達三頁紙的信，給當時的外經貿部副部長李嵐清。對外經貿大學當時隸屬外經貿部。

幾個月后，上級同意延長一年。

在以后幾年中，尼克松還幫過高西慶幾次。1990年3月，高西慶在北京和平賓館參加完“聯(lián)辦”成立一周年慶祝會后，得知他去美國講學申請被美國大使館拒簽，很惱火。高西慶碰到美國《紐約時報》駐北京記者站站長說起這事，站長也火了，馬上給尼克松打電話。兩天后，尼克松的信到了美國駐北京大使館。又兩天后，美國大使館的簽證下來了。

說起回國，高西慶的牙咬得硬硬的：“我不能讓人家說咱老賴在那里不回來，越回來晚信任度越低，就越不容易回來。一兩年的時間，影響非常大，家庭、事業(yè)、心理，回來就回來了，要不就回不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