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白銀貨幣化的徽商起點

白銀在中國商幫形成的過程中所發(fā)揮的作用，最為淋漓盡致地體現(xiàn)在山西鹽商被徽州鹽商超越的歷史進程中。

1492年，葉淇在徽商的建言下發(fā)動了一場鹽法變革，中國的商幫歷史又掀開了新的一頁。這次變革，無意間拉開了晉徽鹽商上百年歷史演變的序幕。這一序幕的源頭當從1424年朱棣病逝說起。

1424年，明朝貨幣史的拐點

病逝前，朱棣正拖著疲憊至極的身體從北征途中返京城。逝前，他說了一句肺腑之言：“原吉愛我。”

朱棣所說的“原吉”，就是明朝歷史上有名的五朝老臣夏原吉，他以犯顏直諫著稱。對于朱棣用兵，他并不贊同，因此被朱棣打入大牢。在明朝歷史上，人們多看到夏原吉敢于直諫的一面，卻鮮有人看到其在明朝白銀本位化進程中所發(fā)揮的源頭作用。

就在朱棣去世的1424年，夏原吉官復戶部尚書。他向新上任的仁宗皇帝朱高熾提出了放開銀禁交易的建議。如果這一建議得到批準，這將是明朝貨幣史上的一場重大變革。

明朝前期，紙鈔的價值穩(wěn)定，金銀、銅錢、紙鈔三種貨幣都可以在市場上流通。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張瑞威說，明朝時，中國的市場存在著兩種貨幣系統(tǒng)，一種是作為日常買賣使用的銅錢和白銀系統(tǒng)，一種是作為交稅使用的紙鈔系統(tǒng)。

在銀銅沒有上升到交納稅賦功能之前，紙鈔的作用就是交稅，還包括應付關卡和作為政府的官俸。大明寶鈔始印于1375年，從一開始就被明政府推到了本位貨幣的地位，這是仿效元朝的做法（從元世祖開始至1287年，元政府一直發(fā)行和使用紙幣——至元寶鈔，實行了全世界第一個紙幣本位制度）。但大明寶鈔貶值，民間重錢輕鈔，明太祖不得不在1395年下令禁用銅錢，并限令軍民、商人在半月之內，將所有銅錢收官，依數(shù)換鈔，并下令“敢有私自行使及埋藏棄者，罪之”。

1398年，因杭州諸郡不論貨物貴賤，一概以金銀定價，“鈔法阻滯，公私病之”，明政府再次頒布禁止以金銀交易的命令。為增加紙鈔的政府信用和減少官方對糧食的需求，1402年明朝最高級官員的官俸六成為糧食，最低級的官員只收到兩成，其他官俸則發(fā)放紙鈔。后來，在都督府和都指揮使司、各省和諸王的封地完全領取稻米作為薪俸的官員，也部分接受了紙鈔。

1405年7月，鄭和第一次率隊下西洋。在下西洋之初，明政府大量使用紙鈔作為交換貨幣，但伴隨著紙鈔貶值，外國使團不再收取紙幣作為官方交換物，明政府不得不在1408年開鑄永樂通寶，且做工精良。同年，明政府以強硬的姿態(tài)再次申明嚴禁金銀交易，“犯者準奸惡論”，即處以死刑。第二年，明政府“又差官于浙江、江西、廣東、福建四布政司鑄永樂通寶錢”。

在之后相當長的時間內，明政府對銅錢的政策涇渭分明：在對外貿易中可以使用，但在國內禁止。銅錢與兵器、絲綢、陶瓷、黃歷以及儒家倫理經(jīng)典、六經(jīng)、詩詞傳記、醫(yī)學針灸等著作一道，被鄭和船隊帶到西洋廣加贈賞，交換貢品。

當國內收藏界還驚詫于永樂通寶錢幣在國內出土為數(shù)不多，甚至在許多明清時期的窖藏錢幣中也不見一枚時，在南海和海外卻有大宗的發(fā)現(xiàn)。從日后印度尼西亞、日本、越南等國及南海出土了大批永樂通寶錢幣的情形來看，鄭和下西洋的歷史，堪稱是中國貨幣在亞非大陸的推廣史。明朝在當時的世界地位，決定了明朝銅錢與其前代的銅錢一樣，在600年前是亞非貿易尤其是東南亞貿易的硬通貨。也可以說，鄭和下西洋客觀上是近現(xiàn)代中國貨幣走向亞非的最后一次大規(guī)模的官方推廣。

明政府紙鈔購買信用力的下降，加速了銅錢的鑄造和外流。作為紙鈔、銅錢強勁對立物的白銀，最終伴隨紙鈔的貶值、銅錢在鄭和下西洋中的透支和在國內市場的缺位，逐漸占據(jù)了合法主幣的地位。

對此，明仁宗朱高熾似乎心如懸鏡，一上任就與戶部尚書夏原吉探討貨幣緊縮之策。

之后，兩條政策被執(zhí)行：一是在一些道路、關津處，設立關卡，對來往商人征收紙鈔，以強令紙鈔流通和增加日益困乏的國家財政收入。二是允許有鈔之家用鈔中鹽，將舊鈔根據(jù)情況折收，爛鈔全部焚毀。

與此同時，明仁宗做了一件改變整個明朝命運的事情，那就是同意夏原吉開放銀禁交易的建議。盡管明仁宗在位僅一年，但他做的這一決策對整個明朝都具有深遠的影響。從之后的歷史發(fā)展進程來看，此舉成為整個明朝貨幣史的拐點，也成為葉淇變法的一大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