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某種意義上講，成長環(huán)境局部決定一個人的氣質(zhì)。郁達夫幼年失怙，家道敗落，且其人志向遠大，難免憤世嫉俗，以頹為進；而梁實秋卻是在一個中產(chǎn)階級家庭中長大，衣食無憂，平靜穩(wěn)定，自然恐懼革命。他后來的一力推崇白璧德，與其說他找到并認同了白璧德，不如說白璧德本來就適宜他這樣的中產(chǎn)階級知識分子。同樣，一個人對另外一個人采取什么樣的態(tài)度，思想立場占一方面，個人氣質(zhì)也占一方面，甚或個人氣質(zhì)其實與思想立場本來就是同一的。最終一句話，人以群分，物以類聚，道不同則不與之謀。

我們可以做一種假設，如果徐志摩不是中年夭折，而是繼續(xù)活下去，生活漸漸糜爛并無法把握，無法自拔，甚至像郁達夫一樣隨波逐流，佯傻賣狂，梁實秋會如何看他？可以想見，他只能被梁實秋鄙薄，而不會被他同情。在梁實秋那里，只有佩服和鄙夷，而少同情和憐憫。鄙薄一個曾經(jīng)很佩服的人，對梁實秋來說應該是件樂事，適合生性刻薄的他。

在今天，比徐志摩更倜儻的人，比郁達夫更頹廢的人，簡直數(shù)不勝數(shù)，而其乖張行為也都比前人更甚。但很少有人羨慕他們或斥罵他們。今人的表演幾近邊緣化，幾乎只能算是自娛自樂了。暴露性器官怎樣？自殺又怎樣？無論多么喧囂，也吸引不來多少目光。而在梁實秋的時代，文人作家的作風卻有引領潮流的作用，梁實秋對郁達夫的嚴厲和苛責應是其來有自。

從照片上看，郁達夫同徐志摩一樣干凈，長得也還周正，但他的生活態(tài)度“齷齪”，無規(guī)律，而梁實秋就是在崇敬灑脫純凈的徐志摩和蔑視“骯臟墮落”的郁達夫之間，形成了他自己。通過這兩個人的風格、態(tài)度，形成了梁實秋的風格、態(tài)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