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有言：教者高則習之而高矣，教者低則習之而低矣。

曾國藩說，如果一個人能夠選擇適合自己發(fā)展的道路，學問勤習不止，就會像禾苗逐漸地生長，像樹一樣每天在長高，而你自己感覺不到每天的進步。但是，如果日積月累，你的進步就會非常快。曾國藩有自己的日程表，他對自己是這樣要求的，對所有的下屬也是這樣要求的。

說到具體培養(yǎng)人才，曾國藩概括為三個方面：一是課讀，一是歷練，一是言傳身教。我認為，曾國藩是一個真正的好老師，他經常和他的下屬在一起談論學問?？此娜沼?，有一個非常明顯的感覺，即他每天重要的事情就是接見僚屬，跟下面的人談話。無論戰(zhàn)爭間隙，還是最緊張的時候，他一定要到他的幕僚群體里，廣泛地進行交談。他還會跟這些人討論詩詞、歌賦，所以他是一個真正的學問家，是經師兼人師。古人講，經師易得，人師難求。就是說能夠言傳身教，與之相處的人，潛移默化，這樣的教育更容易產生效果。

同治元年五月下旬，曾國藩為幕僚們出了一篇策論，題為《多將軍會攻金陵或援陜西議》。當時的情況是，在湘軍打太平天國最吃緊的時候，也就是包圍太平天國的都城金陵城（南京），這場仗也是檢驗曾國藩的湘軍能不能立得住的最關鍵的一場戰(zhàn)役。在這最緊要的時候，多隆阿卻要被調往西北戰(zhàn)場。當時捻軍從河南向北一直到了山東，后來又轉到山西，從山西進入陜西。清朝政府擔心這些捻軍和陜西當地的回民起義聯(lián)合在一起，如果這樣，清朝就很難收拾局面了，所以就讓軍中最善戰(zhàn)的多隆阿帶領他的精銳部隊到西北戰(zhàn)場去。

這就出現了一個大難題：如果把最精銳的部隊撤掉，勢必會影響攻打金陵城。曾國藩因此出了一道題，讓幕僚提出解決方案。題目是，多隆阿是應該留在金陵繼續(xù)攻打南京，還是應該到陜西支援剿滅回民起義？當時，趙烈文提出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解決方案，他特別提出西援關中有“五不可”，攻打金陵有“四應該”。據趙烈文日記載：

大軍會攻金陵，捻軍進逼長安，關中糜爛，京畿震動，皇帝令多將軍撤金陵之師西援陜西，總督命幕下議其事。某獻策多將軍留攻金陵有四宜，西援關中有五不可。

曾國藩聽后，覺得這個方案是最好的，并據此向清朝的皇帝上奏，請求把多隆阿留下來繼續(xù)攻打金陵城。

這樣的一個課讀不是一個單純的考試，主要是檢驗一個人面對一件事情尤其是重大事情時，他的抉擇和獨特看法。

通過信函、批札等，對手下人進行教育、歷練的案例，舉不勝舉。特別要說明的是，曾國藩對待屬下，即使職位非常低，也一定認真、具體地提出指導意見，從不模糊處理。

如咸豐十年九月，他批示游擊葉光岳稟懇湘勇一營時說：

你初來時，英氣外溢，我愛之如子弟，期望很高。你自當上哨官后，沾染官場揣摩習氣。前年進入陸營，稍給權力，你手下的人背后議論你，因為你待人不誠實，說話沒有信用，所以他們不服。我因你隨口編造謊話，曾經當面訓責過多次，但你仍未完全改正。本想棄你不用，但又愛惜你聰明過人，似乎可以漸漸陶镕而變化?，F在你請另帶一營，志向可取，但你素來言而無信，我怎能相信你？現準你帶三百人，試你真否得到士兵的擁戴。如果你真能體會到本部堂陶镕你的苦心，那么你要做到三條：第一說話要謹慎，不能編湊謊話；第二要耐勞苦，不要學文弱浮薄傲惰樣子；第三心竅要正，要真，不可彎曲，動好與人斗機斗巧。這三條如能改變一二，將來還可以造化，如果三個月毫無長進，立即革去。

可見，批示內容非常具體，使得下屬知道哪些應該做，哪些不應該做，有所依歸。

言傳身教方面，曾國藩做得近乎完美。他一生過著苦行僧一樣的生活，看過他日記的人都會有這樣的感受。他這個兩江總督，直到后來打下安慶的時候才稍微好轉，之前他都是居無定所，一直漂泊。他言傳身教的事跡，在史書中留下了非常多的記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