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緒帝詔定國是。帝師翁同龢被開缺回籍

對于慈禧太后在頤和園與諸寵臣的陰謀策劃，光緒帝毫無知覺，忠厚性直的翁同龢更是蒙在鼓里。恭親王奕病逝后，朝政多由翁同龢主持，君臣二人便策劃速行變法，并擬先開辦京師大學堂。康有為乘此良機，迅即為御史楊深秀擬《請定國是而明賞罰折》，繼而代翰林院侍讀學士徐致靖起草《請明定國是疏》。楊、徐兩折上奏后，光緒帝即恭請慈禧太后慈覽，請求變法非行不可。慈禧太后在對日戰(zhàn)敗后，不是不想民富國強，只是不敢放手讓光緒帝去變法；覽折后，便召慶親王奕匡和榮祿等寵臣策謀，得知二人也不大相信光緒帝能變法新政，便說：“只要不是任性亂為，事情可由皇帝去辦，俟辦不出模樣再說?！鞭瓤锱c榮祿回府后，在朝對時便將慈禧太后的意旨告訴光緒帝，說：“皇上欲辦事，太后不阻也?！惫饩w帝聞此言，大喜過望，即令翁同龢代擬變法諭旨，立意變法。翁同龢領旨后連夜著手草擬變法詔書，擬定后即于次日送呈光緒帝。光緒帝閱覽后，因前有奕匡傳言太后不阻自己變法，便未將變法詔書送慈禧太后懿覽，即在當天早朝時直接頒發(fā)了。其詔曰：

數(shù)年以來，中外臣工，講求時務，多主變法自強。邇者詔書數(shù)下，如開特科、裁冗兵、改武科制度、立大小學堂，皆經再三審定，籌之至熟，甫議施行。惟是風氣尚未大開，論說莫衷一是，或托于老成憂國，以為舊章必應墨守，新法必當擯除，眾喙嘵嘵，空言無補。試問今日時局如此，國勢如此，若仍以不練之兵，有限之餉，士無實學，工無良師，強弱相形，貧富懸絕，豈真能制梃以撻堅兵乎？

朕維國是不定，則號令不行，極其流弊，必至門戶紛爭，互相水火，徒蹈宋、明積習，于時政毫無裨益、即以中國大經大法而論，五帝三王，不相沿襲，譬之冬裘夏葛，勢不兩存。用特明白宣示，嗣后中外大小諸臣，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發(fā)憤為雄，以圣賢義理之學植其根本，又須博采古學之切于時務者實力講求，以救空疏迂謬之弊。專心致志，精益求精，毋徒襲其皮毛，毋競騰其中說，總期化無用為有用，以成通經濟變之才。

京師大學堂為各行省之倡，尤應首先舉辦，著軍機大臣、總理各國事務大臣會同妥速議奏，所有翰林院編檢、各部院司員、大門侍衛(wèi)、候補候選道府州縣以下官、大員子弟、八騎世職、各省武職后裔，其愿入學堂者，均準入學肄業(yè)，以期人才輩出，共濟時艱，不得敷衍因循，徇私援引，致負朝廷諄諄告誡之至意，將此通諭知之。

光緒帝詔定國是的這一天是1898年6月11日（光緒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

就在同一天，慈禧太后即在頤和園中召奕匡、榮祿、剛毅密謀：“皇上近日任性亂為，今天下明定國是之詔也不送我看了，這成何體統(tǒng)？要緊處你們當該阻攔。”

榮祿怒氣沖沖地對答說：“皇上天性，無人敢攔?！?

剛毅則伏地哭訴道：“奴才婉諫，屢遭斥責?！?

慈禧太后又問道：“難道他自己一人籌劃，也不同你們商量？”

榮祿說：“圣上只近寵常熟，一切只有翁同龢能承上意旨。”

剛毅亦說：“皇上偏聽常熟之言，還請皇太后多加訓勸皇上?！?

這時慈禧太后以目視奕匡：“慶王，皇帝辦事與你還是商量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