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中旬，淞滬警備司令湯恩伯面謁蔣介石，力陳岡村寧次、松井太久郎在日本投降后的“功績”，建議令松井立即回國，對岡村應判無罪，并從國內戰(zhàn)局方面論證對岡村宣判無罪的有利之處，得到蔣介石的同意。有湯氏的札記為證：

“目前對岡村寧次大將進行審判，正值華北局勢惡化。共產黨對此審判也極為注意。在國防部戰(zhàn)犯處理委員會審議本案時，行政院及司法部的代表委員均主張判處死刑或無期徒刑。我從反共的見地出發(fā)，主張宣判無罪，并要求主任委員、國防部副部長秦德純，特別是何應欽部長出席參加審議，結果我的意見獲得勝利，并經(jīng)蔣總統(tǒng)批準?！?

此外，湯恩伯在札記中還以政策、法律的觀點加以分析，闡述了日本人、中國人及中共對岡村寧次的見解。認為法律上構成戰(zhàn)犯有不人道行為，均不適用于岡村，可宣告無罪。即使法律上構成犯罪，鑒于當前國內外形勢，從政策上考慮，也宜宣判無罪。而為了貫徹對日寬大的方針，有將即決戰(zhàn)犯移交日本服刑的必要。

湯恩伯畢業(yè)于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和岡村寧次是“校友”。而中日戰(zhàn)爭期間，湯恩伯與岡村寧次有四次對戰(zhàn)的機緣。戰(zhàn)后相見，宛如故交，親密之至，此是湯氏力保岡村寧次的原因之一。

然而，何應欽比湯恩伯考慮得更為周到，他得知湯恩伯面謁蔣介石后，建議可令松井太久郎歸國，而岡村寧次必須考慮國際輿論和國際關系，不便立即宣判無罪。應徐圖良策以待時機。

照岡村寧次的話說，何應欽與岡村寧次也是“老友”。

石美瑜的“金蟬脫殼”之計并未成功，他的請調報告一直未得到上峰的批準。

1949年1月中旬，國防部一方面提拔他為國防部檢查局局長，授以中將軍銜（原系少將），一面交給他一份密電，電文上面是石美瑜的頭銜姓名，電文大意為：淞滬警備司令湯恩伯呈請將岡村寧次宣判無罪，應予照準，云云。末尾署名是“中正”。至此，石美瑜方明白國防部提拔他的用意，對蔣介石的密諭更是不敢違抗。無可奈何之下，只得草擬了一份為岡村寧次開脫罪責的判決書，呈請國防部軍法局局長徐永昌審閱并簽章，算是交了差。

時隔6個月后，于1949年1月26日，軍事法庭對岡村寧次進行第二次公審。由于公審的日期事先沒有公開，故旁聽席上只有20余名新聞記者，社會各界人士均未參加。當時，特邀辯護律師江一平、楊鵬兩人遲到，只有錢龍生一人在場，檢查官即宣布開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