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丹青

今年是魯迅誕辰一百三十周年，春天，海嬰先生逝世了?？吹接嚫娴牡谝荒?，我眼前不是暮年白發(fā)的海嬰，卻是1936年魯迅過世才幾天，海嬰坐在父親書房藤椅上的那枚照片：一個七歲的喪父的男孩。我有幸見過海嬰先生三四次，斯文謙抑，典型老派上海人。末一回見他，是在2009年海嬰先生攝影展宴席上，人很多，他不斷從座中站起，接受敬酒，隨口說幾句自貶的笑談，顯然有老來頭一次辦展覽的那份輕微的惶然。上一年，我被令飛兄領(lǐng)到海嬰先生的木樨地寓所，老人家正為展事整理照片。他從書房出來，爽然坐下，上身湊近我，說是你看看哪些可以展呀——這一刻喚起我很久很久以前的記憶：小時候，上海中產(chǎn)階層的父輩對孩子，常是這種男性的藹然而大氣——才看十余幀照片，我暗暗驚訝了：這莫非是另一套布列松式的上海攝影么？時在政權(quán)更替之際，海嬰年方二十歲。

魯迅從文，自小酷愛畫畫，海嬰專攻科技，終生喜歡拍照。說來并非虛妄而牽強：這對父子間有跡可循的遺傳,是迷戀圖像，敏于觀看。

早在1904年，青年魯迅即痛感于圍觀行刑的鏡頭，以至棄醫(yī)從文：此事非僅關(guān)乎道德層面，更觸及影像傳播的文化命題。上世紀初，西方日后繁復(fù)萬端的影像論述遠未出現(xiàn)，直至90年代，始有域外學(xué)者取后現(xiàn)代意識專文剖析魯迅此一公案中“看”與“被看”的多重關(guān)系和復(fù)雜隱喻，而魯迅當初的痛感，早已經(jīng)濃縮了八十多年后的論題。他對影像傳播的預(yù)見還在20年代的一次談話，說是日后教學(xué)必將介入幻燈（今稱“多媒體教學(xué)”）。客居上海的魯迅還是一位熱心的電影觀眾，也喜歡拍照片，海嬰誕生百日，一家人就打扮整齊，去照相館。魯迅的雜文幾次談及攝影，均有獨辟的見解。

要之，魯迅于古老的文字與繪畫之外，格外矚目新興影像媒介。歐陸第一批洞見攝影從深處改變傳播功能的文人，是19世紀的波德萊爾到上世紀二戰(zhàn)前夕的本雅明；五四一代見及于此而有所闡發(fā)者，就我所知，似唯魯迅而已，劉半農(nóng)談過攝影，究竟淺得多。今日中國已在數(shù)碼影像時代，影像研究的譯著很不少，據(jù)此而喋喋議論的本土文人漸漸多了，但如魯迅般銳利而準確的直覺，還是罕見。

在魯迅書信中，海嬰好奇而頑皮。這位遲遲生育的父親過早離世，再不知七歲后的男兒將有怎樣的才志——世人，自不免將海嬰永遠認作魯迅的兒子，這是他畢生為人的難——魯迅當然想不到孩子日后成為無線電專家兼人大代表，更想不到海嬰的熱衷攝影，承續(xù)了父親敏于觀看、富于同情的天性。

青年海嬰瘦而高，梳著分頭，西褲馬夾，是我幼年常見的上海富家兒模樣。說海嬰富家兒，不確切，他與母親曾有過艱難時光，但晚年魯迅的山陰路寓所，及后母子倆遷居的霞飛坊，均為中上階層住宅區(qū)，直至“文革”前，那一帶的老少男女走出來，便是這等氣質(zhì)與扮相：干凈、入時，適度講究，歸于有教養(yǎng)的質(zhì)樸。新中國成立后，母子倆成了高干階層，青年海嬰一臉的單純而無辜，正是當年典型的名流子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