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增加一點文化背景的敘述是有必要的。

循著這個思路，本書在敘述周氏三兄弟的成長過程時，在其環(huán)境和教育等方面用了較多筆墨，說明他們雖然接受了傳統(tǒng)教育，但又有雜覽的愛好，不從正門入儒家經(jīng)典的殿堂，而是“旁通”入野史筆記的“荒野”；不走科舉正路，而是將“靈魂賣給魔鬼”，進了教聲光電化的新學堂；不是重實用和現(xiàn)世利益地學法政軍警農(nóng)醫(yī)，而是學“大而無當”的文藝，搞“窮而后工”的創(chuàng)作，并且搞科幻小說和科普文章這些壯夫不為的“小技”……而在敘述他們的業(yè)績時，也兼及其他學者作家、師長、同學、同事、朋友、學生，等等。

將周氏三兄弟合在一起敘述，困難的確不少。合傳應該有的優(yōu)長，是要看它比兄弟三人各自的傳記多出些什么來。作者的著眼點，首先自然是在尋找三人之間有聯(lián)系的事實。而在三兄弟中，卻不能不更多地描寫魯迅和周作人兩兄弟的思想和業(yè)績的異同。這是事實，不能故意地將篇幅平均分配。

建人沒有受過私塾教育，更沒有出洋留學，古文和外文基礎都不如兩個哥哥，成就也比兩個哥哥小得多。只是在兄長們的幫助下，他自學外語，勤奮譯著，也斐然有成。本書對建人的敘述，份量不多。但他自有其不可忽視的作用。他的生活與兩個哥哥的生活密切相關，在人生的每一個階段都不可分離。他的存在，影響了兩個哥哥的生活和思想。在兄弟恩怨中，他扮演的角色并非無足輕重。而他提供的一些資料，對研究兩位杰出文學家有參考價值。從文學成就方面看，建人只起到陪襯的作用。而這種陪襯的地位造成的對陪襯人本身的傷害及對家庭生活的影響，卻是不應該忽略的。

至于一些頗有爭論的問題，例如兄弟生平中那些所謂的“謎”，讀者有理有由期待答案。遺憾的是，作者卻無能為力加以解決，并且也不能花太多的筆墨做徒勞的猜測和推斷，雖然那樣也許會有一點兒趣味。本書只比較如實地描述當時情況，介紹當事人各自的觀點及心理狀態(tài)。

當然，本書也留下很多遺憾，有的地方描寫得詳細一些，有的則是粗線條的勾勒，存在輕重不勻的毛病。評論和分析，有時候詳細，有時候則一筆帶過，可能因此遺漏了重要意義的闡發(fā)。選材不恰當，剪裁不妥帖，責任在筆者，是無可推脫的。此外，對兄弟才能的差異的分析也比較少。魯迅擅長創(chuàng)作，周作人善于批評，一個是詩化的，一個是散文化的，分別相當明顯，本書雖然點到，但少以作品為例證，詳加討論,只能以“俟諸來日”自解了。

然而，有些問題是不能等待的。我們的時代還能不能產(chǎn)生周氏兄弟這樣文豪？優(yōu)秀文化傳統(tǒng)究竟應該怎樣傳承？從三兄弟的成長經(jīng)歷和杰出業(yè)績中，能否尋找一點線索、得到一點啟示呢？

黃喬生

2007年11月10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