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全球化”與“全球的中國化”
而中國與世界的雙向互動擴大，尤其是中國對世界產生了前所未有的影響力，則是新階段第五個、也是最重要的特點。
回想2001年入世時，國內外的議論很多。而主流的議論是兩種：一種人說，中國這種體制不適應經(jīng)濟全球化競爭，關起門來還湊合，在開放的全球化競爭中肯定要垮下來，這就是所謂的“中國崩潰論”。這是比較悲觀的說法。還有一種說法比較樂觀，說全球化會加速中國融入普世價值、接受國際規(guī)則。首先是接受市場經(jīng)濟規(guī)則，將來還會接受法治、憲政民主等等。這就是“世界改變中國”、開放使中國進步，這當然是國人所希望的，也是世界人民所希望的。
應該說這種可能的確存在，這些年來，一方面規(guī)范化法治化的競爭規(guī)則正在形成，由此人們的自由得以增進；另一方面當代福利國家的種種進步也使中國的公共服務建設加快。可以說，文明世界的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不是斯大林主義）都在全球化中對我們有所促進，這也就是我們支持改革開放的原因。
但我覺得，除了上面這兩種可能外，其實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國還有第三種可能。入世這些年來，中國表現(xiàn)出來的“競爭力”恐怕是連自己都沒有想到。貿易與資本項目的“雙順差”爆炸式的增長，GDP爆炸式的增長，城市化也是爆炸式的增長。全球資本涌入中國，中國生產的商品涌向全球。這和所謂的“中國崩潰”預言無疑是相反的。
但是，在這一過程中中國與全球的影響是雙向的。特別是中國這個經(jīng)濟體的龐大，決定了她的影響力很可觀。這些年現(xiàn)代文明的基本準則對中國的影響的確相當大。縱向地看我們在自由與福利兩方面的進步也不小。但是同時，中國也正在“和平演變”全世界。由于中國因素的加入，這些年來世界主流的兩種主要規(guī)則，即自由市場制度與福利國家制度都面臨著空前的挑戰(zhàn)。由于我們今天的全球化主要是市場的全球化（而且市場中也主要只是商品與資本在全球流動，勞動的流動性就差得多），而不是人權的全球化，無論是今天文明世界左派強調的經(jīng)濟社會權利，還是右派強調的個人自由權利，都還遠沒有成為一種普遍規(guī)則。于是，一種既缺少個人自由也缺少福利保障的體制，在“只做買賣不問其他”的條件下不僅仍然可以在這種全球化背景下存在，甚至可以表現(xiàn)出一種“劣幣驅逐良幣”的“優(yōu)勢”。這種體制下崛起的經(jīng)濟體如果足夠龐大，它將在全球化中迫使全世界的福利國家降低福利標準，同時也迫使自由國家重樹貿易壁壘，這個趨勢越來越明顯。
現(xiàn)在國際上有所謂的“中國威脅論”，它主要是強調中國國力的強大會對他人構成威脅。這樣的說法無論在事實上還是價值上都是必須駁斥的：一方面中國的國力如今遠未強大到足以威脅別人，另一方面中國人也有權發(fā)展不亞于他人的國力。
但是，如果不是講“國力”變化導致國際沖突，而是講不同體制之間的優(yōu)劣互相影響的話，那倒是可以說，盡管改革前我們經(jīng)常大言要用意識形態(tài)理想“解放全人類”，但那純屬夜郎自大；而今天，一百多年來中國第一次有了“和平演變”他人的可能，但是這種演變既不是向人家輸出“儒家文化”，也不是輸出“社會主義”，當然更不是輸出自由主義。而是用一種“低人權”的競爭“優(yōu)勢”使人家也不得不向“既低自由、也低福利”的方向發(fā)展。如果說幾年前一群討厭“自由放任”的左派經(jīng)濟學者提出“北京共識”還并不令人驚奇，那么討厭“福利國家”的張五常先生最近宣稱“天下大勢將是歐洲學美國、美國學中國”就很耐人尋味。而曾經(jīng)預言歷史將“終結”于自由民主的弗朗西斯?福山如今也出版了新書《出乎意料》，把“世界轉向‘中國式社會主義’”列為未來可能發(fā)生的七大“意外”之一。可見這種趨勢不容小覷。
我們現(xiàn)在所有的要素似乎都極有“競爭力”：比如勞動力，印度等國在勞動力充裕而廉價方面不亞于我們，但我們的勞工之逆來順受全無集體談判權卻是他們不可企及的“優(yōu)勢”。與勞力相反，我們的土地本來非常稀缺，但卻擁有世界上最有“效率”的圈地機制，圈占廣州附近的大片膏腴比人家圈內華達沙漠還容易。我們環(huán)境和資源稟賦不佳，但沒有討厭的公民社會搗亂，要占用它們就免了許多“麻煩”。我們的公共財政在公眾福利方面捉襟見肘，而使用“公共財政配套”來“招商引資”卻非?？犊?。在所有這些方面，他們不管社會黨還是保守黨誰能與我們競爭？而那些“民主分家麻煩大，福利國家包袱多，工會嚇跑投資者，農會趕走圈地客”的民主轉軌國家就更不可能創(chuàng)造我們這種“奇跡”了。減少“交易成本”以提高“效率”是國外經(jīng)濟學的一大發(fā)明，但以剝奪一些人交易權利的方式為另一些人單方面降低“交易成本”的主意卻是他們想不出來的。
而中國與世界的雙向互動擴大，尤其是中國對世界產生了前所未有的影響力，則是新階段第五個、也是最重要的特點。
回想2001年入世時，國內外的議論很多。而主流的議論是兩種：一種人說，中國這種體制不適應經(jīng)濟全球化競爭，關起門來還湊合，在開放的全球化競爭中肯定要垮下來，這就是所謂的“中國崩潰論”。這是比較悲觀的說法。還有一種說法比較樂觀，說全球化會加速中國融入普世價值、接受國際規(guī)則。首先是接受市場經(jīng)濟規(guī)則，將來還會接受法治、憲政民主等等。這就是“世界改變中國”、開放使中國進步，這當然是國人所希望的，也是世界人民所希望的。
應該說這種可能的確存在，這些年來，一方面規(guī)范化法治化的競爭規(guī)則正在形成，由此人們的自由得以增進；另一方面當代福利國家的種種進步也使中國的公共服務建設加快。可以說，文明世界的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不是斯大林主義）都在全球化中對我們有所促進，這也就是我們支持改革開放的原因。
但我覺得，除了上面這兩種可能外，其實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國還有第三種可能。入世這些年來，中國表現(xiàn)出來的“競爭力”恐怕是連自己都沒有想到。貿易與資本項目的“雙順差”爆炸式的增長，GDP爆炸式的增長，城市化也是爆炸式的增長。全球資本涌入中國，中國生產的商品涌向全球。這和所謂的“中國崩潰”預言無疑是相反的。
但是，在這一過程中中國與全球的影響是雙向的。特別是中國這個經(jīng)濟體的龐大，決定了她的影響力很可觀。這些年現(xiàn)代文明的基本準則對中國的影響的確相當大。縱向地看我們在自由與福利兩方面的進步也不小。但是同時，中國也正在“和平演變”全世界。由于中國因素的加入，這些年來世界主流的兩種主要規(guī)則，即自由市場制度與福利國家制度都面臨著空前的挑戰(zhàn)。由于我們今天的全球化主要是市場的全球化（而且市場中也主要只是商品與資本在全球流動，勞動的流動性就差得多），而不是人權的全球化，無論是今天文明世界左派強調的經(jīng)濟社會權利，還是右派強調的個人自由權利，都還遠沒有成為一種普遍規(guī)則。于是，一種既缺少個人自由也缺少福利保障的體制，在“只做買賣不問其他”的條件下不僅仍然可以在這種全球化背景下存在，甚至可以表現(xiàn)出一種“劣幣驅逐良幣”的“優(yōu)勢”。這種體制下崛起的經(jīng)濟體如果足夠龐大，它將在全球化中迫使全世界的福利國家降低福利標準，同時也迫使自由國家重樹貿易壁壘，這個趨勢越來越明顯。
現(xiàn)在國際上有所謂的“中國威脅論”，它主要是強調中國國力的強大會對他人構成威脅。這樣的說法無論在事實上還是價值上都是必須駁斥的：一方面中國的國力如今遠未強大到足以威脅別人，另一方面中國人也有權發(fā)展不亞于他人的國力。
但是，如果不是講“國力”變化導致國際沖突，而是講不同體制之間的優(yōu)劣互相影響的話，那倒是可以說，盡管改革前我們經(jīng)常大言要用意識形態(tài)理想“解放全人類”，但那純屬夜郎自大；而今天，一百多年來中國第一次有了“和平演變”他人的可能，但是這種演變既不是向人家輸出“儒家文化”，也不是輸出“社會主義”，當然更不是輸出自由主義。而是用一種“低人權”的競爭“優(yōu)勢”使人家也不得不向“既低自由、也低福利”的方向發(fā)展。如果說幾年前一群討厭“自由放任”的左派經(jīng)濟學者提出“北京共識”還并不令人驚奇，那么討厭“福利國家”的張五常先生最近宣稱“天下大勢將是歐洲學美國、美國學中國”就很耐人尋味。而曾經(jīng)預言歷史將“終結”于自由民主的弗朗西斯?福山如今也出版了新書《出乎意料》，把“世界轉向‘中國式社會主義’”列為未來可能發(fā)生的七大“意外”之一。可見這種趨勢不容小覷。
我們現(xiàn)在所有的要素似乎都極有“競爭力”：比如勞動力，印度等國在勞動力充裕而廉價方面不亞于我們，但我們的勞工之逆來順受全無集體談判權卻是他們不可企及的“優(yōu)勢”。與勞力相反，我們的土地本來非常稀缺，但卻擁有世界上最有“效率”的圈地機制，圈占廣州附近的大片膏腴比人家圈內華達沙漠還容易。我們環(huán)境和資源稟賦不佳，但沒有討厭的公民社會搗亂，要占用它們就免了許多“麻煩”。我們的公共財政在公眾福利方面捉襟見肘，而使用“公共財政配套”來“招商引資”卻非?？犊?。在所有這些方面，他們不管社會黨還是保守黨誰能與我們競爭？而那些“民主分家麻煩大，福利國家包袱多，工會嚇跑投資者，農會趕走圈地客”的民主轉軌國家就更不可能創(chuàng)造我們這種“奇跡”了。減少“交易成本”以提高“效率”是國外經(jīng)濟學的一大發(fā)明，但以剝奪一些人交易權利的方式為另一些人單方面降低“交易成本”的主意卻是他們想不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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