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回憶和祖父、祖母在一起的那些生活片段時，我不時會聯(lián)想起我曾經(jīng)讀過的祖父的一些著述。我不想受章法所累，而是信馬由韁，隨思緒而去，想到哪里寫到哪里，想摘引便摘引。這樣做的結(jié)果，自然是東拉西扯，不合章法。但愿如此能為讀者提供更多的信息，以補文筆之拙。

對于祖父的著述，我從未做過系統(tǒng)的搜集因而也未進行過系統(tǒng)的閱讀，只是閱讀了一些順便到手的東西。在這里我首先要感謝游繼業(yè)先生。游先生是父親的中學和大學同學、好友。十多年前，有人要組織出版一批民國時期人物的著作，向父親提出搜集并編輯祖父著作的要求。但家里并沒有保留祖父在1949年以前的著述。于是父親就請在四川雅安的游先生幫忙到成都或雅安的檔案館查一查，看能否找到線索。游先生不負老同學之托，先后收集了幾批資料寄給父親，并說明了選擇這些資料的根據(jù)。在此基礎(chǔ)上，父親做了初步的篩選和編輯工作。正當此時，原來的出版計劃擱淺了，那批資料也就存放起來。后來，我把那批資料拿到家中，抽空陸續(xù)閱讀。它們使我對祖父有了更多的了解。游先生已經(jīng)于上個世紀90年代末于雅安去世，在本書完成之際，我已經(jīng)不能當面向他致謝，只能在精神上表示我的謝意。

我還要感謝趙心愚、秦和平、王川教授。他們在“全國少數(shù)民族古籍整理重點項目”中，編了《康區(qū)藏族社會珍稀資料輯要》，其中收入了祖父1943年的著作《建設(shè)新西康十講》。為了編這部著作，他們費了不少苦辛，如他們在“編者的話”中所說，“此書雖然印刷于1943年，間隔時間的確不久，然處于抗戰(zhàn)最艱苦時期，一切服務(wù)于前線，后方物資相當匱乏，從簡運作，《建設(shè)新西康十講》用‘馬糞紙’印刷，紙張黃黑粗糙，字跡模糊不清，且印刷數(shù)量少，坊間非常難尋。我們費了很大功夫及相當經(jīng)費，才得以尋得一冊，又花費不少時間，終于輸入完畢。”《輯要》于2006年由四川出版集團巴蜀書社出版。出版后，我很快收到秦和平教授的贈書。祖父的這本著作我雖然知道，但此前并未讀過。新的印刷出版物紙張潔白，字跡清晰，我很快讀完了。在我寫的這本書中，有多處引到《建設(shè)新西康十講》的內(nèi)容。

如前所述，《尋常往事》本來只是打算寫給親友們看的，沒有付梓出版的想法。使我改變想法的是兩個人。一個是清華大學社會學系的沈原教授。他是我小學的校友，今天的同行、朋友。因為熟悉，知根知底，我們有時也聊到一些“前朝舊事”。他大概是最早和我提起應(yīng)該寫點什么給更多的人看看的人。我們社會學者常常要了解別人的生活史，我們自己的生活史為什么不能也讓別人看看呢？我和沈原教授曾提到過我正在寫一些回憶祖父、祖母的東西，但我的稿子沒有給他看過，所以他雖然使我動念，但對于本書他沒有任何“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