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亞光把分子生物學與中醫(yī)結合的研究，由于他的科學論點流傳國內外，日益得到廣泛的重視。不久將在東京召開的國際藥理會議正式邀請劉參加。但由于《人民日報》受到阻力不能披露真相（其實可以不點微生物所的名，只稍微介紹一下劉的工作，也就等于給劉恢復名譽了），使這件本來可以為國爭光的事卻沒有人敢批準他參加國際會議。而且由于微生物所無視中辦調查結果，仍然不斷發(fā)出種種流言，使劉的工作更加困難。因為是我寫了劉的報告文學造成了這種結果，作為一個人民代表，一個黨員作家，我有責任和那些依仗權勢，顛倒黑白的人進行斗爭。因為這不僅是劉亞光一個人的事，而是有關四化，是多少受壓的科技人員都十分關切的事。如果像科學院這樣對待劉亞光——明明錯了，毫無對黨，對人民，對四化認真負責的精神予以糾正，任不正之風泛濫，我國人才的被壓制，四化的實現(xiàn)，不是更加困難嗎？

我是為黨的利益，才下決心與謬誤作斗爭的。劉亞光事件已在國內外引起廣泛的關注，香港報刊不止一次報道評論此事件。我渴望中央能夠正確處理好此事件，使劉的有意義的工作有條件順利發(fā)展。其實，只要您批示《人民日報》用適當方式報道一下劉的工作，一切問題就會迎刃而解。

崇高的敬禮！

楊沫

但母親的希望落空了。《人民日報》始終沒有刊登肯定劉亞光的文章。后來，據(jù)說有關領導請鄧穎超出面勸她不要管這事。在電話里，母親依舊堅持自己意見。從此，鄧大姐到去世再也沒有跟她聯(lián)系。

母親認為自己這么干，不是為了自己，而是為了別人，為了所有挨整受壓的中青年科研人員，是在干一件有益于國家進步的大事。所以她理直氣壯，變成了一只“好斗的母雞”。

劉亞光知道在國內沒有出頭之日，開始積極聯(lián)系去美國，母親繼續(xù)幫他，連經濟擔保人都是母親找的。1982年11月24日劉亞光登上了飛往美國的飛機?！短m州青年報》出于對母親的敬意，給他發(fā)了一條消息，吹捧了他一番。

劉亞光自詡的所謂 “在國內是絕無僅有，在國際上是尖端”的科研成果以他遠走他國，灰灰溜溜收場。

這人到美國8個月后，才給母親來封信，之后即不再答理母親。他定居美國到現(xiàn)在已過去20多年，他的“突破性成果”早已埋沒在歷史的塵埃中。他本人銷聲匿跡，默默無聞，學術上也再未見有任何建樹。

母親為劉亞光拔闖的勁頭，是少見的，她先后給華國鋒、鄧小平、陳云、胡耀邦、王任重、鐵瑛、馮文彬等諸多領導同志寫信。她這一生中還從來沒有為一個陌生人這么上心地幫忙。小胖冤死后，她哪怕連這樣狂熱打官司的十分之一的勁頭都沒有。

我在劉亞光的問題上跟母親缺少共同語言，話不投機半句多，只好敬而遠之。作為兒子，母親不在了，不應該多說她的不是。但在母親一生中，這是個很大的事，她曾把這件事寫成報告文學，出成書，大加宣揚，想回避也回避不了。

記得1979年5月25日《人民日報》刊載了張志新的事跡，我讀后萬分激動，6月份五屆人大常委八次會議在京召開。我估計母親要參加這次會議，就在6月8日主動給很久沒有來往的母親寫了封信，請她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提出一條議案：為避免今后再有張志新被殺，請人大頒布法律明文宣布：不許虐待政治犯……

但母親根本沒有理睬我，她心目中，劉亞光遠比張志新要重要。她見人就說劉亞光是中年科技人員的表率，他怎么受壓制，怎么了不起。用她自己的話說，幾乎變成了嘮叨的祥林嫂，翻來覆去就是劉亞光。

我自然對她有意見。這場官司也是我們母子倆談不到一塊的眾多原因之一。

作家應該干預生活，但不應該干預具體的科學成果或某個學術論點。母親卻干預太深了，這是她的悲哀和不智。我為母親這么干害羞，難道她不怕科學家笑話么？自己是個科盲卻闖到科學界里大鬧，太不自量力了，多丟人現(xiàn)眼！可是她自從當上人大常委后，自我感覺良好，過分自信，根本聽不進不同意見。

劉亞光絕非等閑之輩。從微生物所提供的材料中可以看到，自1975年起中國科學院直至中央負責同志為安排他的工作，開會之多，調查之頻繁，花精力之大，在科技界是少見的。一般科技人員絕無此殊榮。說他擅走上層路線，一點沒冤枉他。

1980年的時候，還有大量的冤假錯案沒有平反昭雪。如果一個老農民受冤，一個老干部受冤，一個反“四人幫”的人受冤，母親能花這么大的力氣救人，那確實偉大，讓人佩服。事實上，這樣的事還真的找到了母親頭上。大約是1981年初為江西贛州的李九蓮鳴冤奔走而被判刑20年的朱毅尚在監(jiān)獄勞改，他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寫了一篇報告文學《還在流血的愛情》，真實再現(xiàn)了年輕的李九蓮悲壯而慘烈的一生，托人寄給了母親，請母親幫助反映和發(fā)表。

據(jù)我所知，母親沒有管這個案子。李九蓮的冤案后來經胡耀邦同志親自批示給平反了。如果母親像管劉亞光的事情那樣管管李九蓮這個冤案，分量可就不一樣了。那絕對了不起！絕對讓人心服口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