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爺爺很像電影《林家鋪子》里的那個掌柜。爺爺是揚州邗江人，十幾歲時一個人挑著擔子進城當學徒，慢慢積累了本錢，后來開始自己做買賣。再后來，生意做大了，他和兩個朋友合伙開了個錢莊。在那個時候能開錢莊應(yīng)該算比較發(fā)達了。聽我的叔叔伯伯們回憶，大概在一九四九年，爺爺還上過國民黨的金融年鑒。當然，我有些懷疑那種年鑒跟現(xiàn)在一樣，是給點兒錢就能上的那種。但不管怎么說，我爺爺都應(yīng)該算小資本家了。

1.無法兌現(xiàn)的金條

一九四九年四月，解放軍的炮聲近了。爺爺和他那兩個朋友一直在糾結(jié)要不要去臺灣。如今的我無論如何也弄不到二〇一二的船票，而當時我爺爺如果變賣家產(chǎn)，是能讓一家人去臺灣的。但不知道具體是什么原因，爺爺權(quán)衡再三，終于橫下一條心—不走了！今天我估計，老爺子當年最主要的判斷恐怕是，自己又不是什么大資本家，要鎮(zhèn)壓資本家也還輪不到他這樣的小資本家頭上。最后爺爺把家產(chǎn)全變賣了，留了下來。

爺爺?shù)膬蓚€朋友也抱著同樣的心態(tài)留了下來，都變賣了各自的家產(chǎn)，最后三家人湊了一百根金條—那時候的法幣跟草紙沒什么兩樣，只有金條是硬通貨。他們把這一百根金條存進了當時的國民黨中央銀行，票據(jù)上寫了我爺爺和他兩個朋友的名字，三人各執(zhí)一份。

等到新中國成立后沒多久，他們就發(fā)現(xiàn)這件事兒說起來變得很可怕了—雖然他們沒去臺灣，但在那個年代，家里存著國民黨銀行的金條存單也是天大的罪過。三家人冒著殺頭的風險，想盡各種辦法保存著各自的銀行存單，一直保存到了“文革”之前。但當紅衛(wèi)兵開始大規(guī)模地抄家后，他們也就不敢留著那張存單—如果被抄家抄出來，真不敢往下想。萬般無奈之下，我爺爺把金條的存單悄悄燒了，和另外兩家人也失去了聯(lián)系，爺爺也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去世了。

到了八十年代末，我的叔叔、姑媽們所在的國營工廠倒閉的倒閉，停薪的停薪，這時候他們就回想起了爺爺在世時說過的金條。他們算計著，要是能找回那一百根金條，三家人平分，怎么也得有三十根吧。三十根金條再加上存了三十多年的利息，那可就發(fā)了！

在黃金夢的強烈驅(qū)使下，我叔叔真聯(lián)系上了爺爺兩個朋友的家人。我爺爺?shù)呐笥岩捕歼^世了，他們的后人也都知道有金條的事兒，但悲摧的是，“文革”抄家時，那兩位老人也和我爺爺一樣，沒敢留著那張可能導(dǎo)致家破人亡的銀行存單，不約而同地都把它給燒了！燒的時候三家人的想法還都一樣—我燒了不要緊，另外兩人會留著的，有朝一日去銀行，上面不是還有我的名字嘛。就這樣，悲劇了。

最后，我最小的也是混得最不濟的叔叔，抱著渺茫的希望，輾轉(zhuǎn)給臺灣那邊的銀行寫信，查詢那一百根金條的下落。當時兩岸還沒“三通”，民間書信往來都要通過中國香港紅十字會中轉(zhuǎn)。幾經(jīng)輾轉(zhuǎn)，臺灣那邊居然回函了。根據(jù)我叔叔提供的姓名、年份等信息，銀行確認了這筆金條的存在，只要能提供當年的憑據(jù)便可兌現(xiàn)。據(jù)說，三家人聽到這個消息真是欲哭無淚，因為誰家也拿不出憑證。當事人全都過世了，存單又都沒有了，紅口白牙地說故事銀行總不能相信吧，最后只能作罷并且頑強地相信“咱家祖上闊過”。

很多年過去了，一想起這事兒，我的那些叔叔姑媽還心如刀絞，總是祥林嫂般地念叨：怎么就都燒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