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jù)說初到浙大時，蘇步青聘書上寫明的月薪是大洋300，而燕京大學開出的價碼則為240美金。雖然蘇還是選擇了浙大，但學校承諾給他的薪金，后來卻未能兌現(xiàn)。“當時，國內(nèi)教學的條件很差，工資都發(fā)不出。”蘇步青說。他這么說并非空穴來風，在他說的那個“當時”，已經(jīng)連續(xù)4個月拿不到一分錢了。隨蘇一起回國的有他的日本籍夫人和兩個孩子，經(jīng)濟上的捉襟見肘，使他的家庭生活頗感窘迫，思來想去，蘇步青萌生了去意。

得知消息后，邵裴子連夜登門，竭力挽留。邵先是從自己的薪金中拿出200大洋救急，對蘇步青說，你不能走，你是我們的寶貝。在隨后幾天里，又為之籌措了1200大洋。有一段故事，是這樣描述當時情景的：

“我聽說，蘇先生準備重回日本……”惴惴的，邵校長問話時臉漲得通紅?！拔覍嵲谑敲媾R諸多困難，事出無奈，確有此想法……”吞吞吐吐的，蘇步青回答時臉也漲得通紅?！安荒芑厝?！你是我們的寶貝……”邵校長情急之中，脫口而出?！斑@是真的？”他幾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罢娴模娴模д嫒f確，你是我們的寶貝！”他再一次表示肯定?！昂美玻蔷筒蛔吡?，那就不走了！”蘇步青活脫脫就像一個孩子似的，攥緊邵校長的手連聲地說。（張光武《蘇步青與松本米子的愛情故事》）

我相信一個大學校長和一個數(shù)學教授的對話，不太會是這個樣子，并且邵裴子和蘇步青談論學校經(jīng)費、教授薪金，以及人才的去留等問題，也不可能這么簡單這么輕松。邵裴子是教育家，也是經(jīng)濟學家，對教育與經(jīng)濟的關(guān)系，當時肯定正受著理想和現(xiàn)實無法協(xié)調(diào)的煎熬，蘇步青對邵校長的苦衷，一定也具有知識分子的肝膽相照。只發(fā)生在他們兩人之間的對話，既無旁人在場，后來的講述也就難免是憑借想象了。事實上許多年后，談起這段往事，蘇步青只淡淡一句：“我在代理校長的幫助下，克服困難，堅持教學和科研工作?！痹谏叟嶙有睦?，蘇步青這個“寶貝”于浙大，無疑是不可或缺的，但道理講得再多，要留住寶貝的燃眉之急，還是錢，掏自己的腰包是最簡單，也是最實在的，雖然邵裴子自己的校長薪俸也只有600大洋。

邵裴子正式擔任國立浙江大學校長的時間，是從1930年的7月到1931年的11月，他在這期間引為“寶貝”、委以重任的知名學者，除蘇步青外，還有物理學家張紹忠、生物學家貝時璋、教育學家鄭曉滄等。這些名家受聘國立浙江大學的意義，不只在為學校師資壯大了陣容，更在于對各系的建立，起到了開創(chuàng)和奠基的作用，而且此后多年，他們也都一直效力于浙大，癡心不改。

張紹忠是蔡元培推薦來浙大的，邵裴子除聘其為教授兼物理系主任，還讓他作為自己的助手，擔任文理學院副院長。張紹忠不僅自己來了浙大，還從留學回國后最初執(zhí)教的廈門大學邀請了朱福炘助教和金學煊技工。就是他們這3個人，一個教授，一個助教，一個技工，掀開了浙江大學物理系的歷史。該系創(chuàng)辦的當年即招收新生，開設了一年級全部物理課程與實驗。稍晚一些，從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拿了教育學碩士的鄭曉滄，也創(chuàng)建了浙大教育系，請來任教的孟憲承、俞子夷、莊澤宣、黃翼等，堪稱當時中國教育學、教育心理學領(lǐng)域的最強師資團隊，而留學德國獲博士學位的貝時璋，則隨后創(chuàng)建了生物系。貝的作為尤其傳奇，在師資尚缺的情況下，他居然一個人開出了組織學、胚胎學、無脊椎動物學、比較解剖學和遺傳學等多門課程。經(jīng)邵裴子網(wǎng)羅的這批專家學者，或具備廣泛的號召力，或能獨當一面，都是青春時代的國立浙江大學之棟梁。無論歲月如何流轉(zhuǎn)，前輩們的卓著學識和報國之心，都依然為今人所感佩。

在邵裴子掌校的1931年，也許正是創(chuàng)辦之初的浙大數(shù)學系在教學上首先顯露活力的一年。那一年，陳建功與蘇步青分別主持了函數(shù)論和微分幾何兩個討論班，這個教學方式不但受到了學生們的歡迎，還逐漸完善成了一種模式。蘇步青在談到討論班這一形式時，曾經(jīng)說過三點體會，一是培養(yǎng)學生的嚴謹作風，二是有利于學生的獨立思考，三是教師可根據(jù)不同學生的具體情況，分別給予個別指導，三點體會均為一個指向，那就是以學生為本。以討論班的形式授課，學生事先須仔細閱讀書籍和最新文獻，閱讀中遇到問題要習慣推敲，這樣，學生的主觀能動性就被激發(fā)出來了。蘇步青第一批學生中有個方植德，經(jīng)這一模式的培養(yǎng)而成材，方植德畢業(yè)后執(zhí)教于廈門大學時，又沿襲這一模式，在廈大培養(yǎng)出了研究“哥德巴赫猜想”的陳景潤，當然這是后話了，然而對于校長邵裴子來說，卻正是其提倡“學者辦學”的一個注釋。

至于教學上的事，邵裴子也不是全然不管。副教授佘坤珊剛從美國回來，英文比國語還順溜，對學生的要求，則近乎自己在美國課堂，連一年級新生也必須能通讀原版哈代小說，而且還要掌握英文詩歌散文，令不少學生難以承受。邵裴子聽說后，就找了佘先生，完全以商量的口吻，問能否視程度不同，將學生分為A、B、C三個班，按部就班，因材施教。邵裴子也是留美的，回國后在浙江高等學堂也講授過英文，對自己在教學中感知的學生學習之長短優(yōu)劣，他都一一告知于佘坤珊，至于分班的具體實行，全由佘定，佘坤珊采納了邵的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