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在平樂坡地上的一處尋常的小院落，從冬瓜嶺上了墳，和親戚們一起吃齋飯歸來，我就住到嘉玉的祖屋里去了。

在我陌生的堂屋墻上，掛著蓮生外婆的畫像，是她唯一的兒子嘉玉為母親畫的。親戚們告訴我，她叫葉四姑，是一個很符合民國情境的尋常女子名字。蓮生與姑姑都與他們的外婆很親密，他們的家與外婆當時的家，只相隔五間屋。

在她旁邊，掛著嘉玉的照片。他也已經(jīng)去世。他是蓮生最要好的長輩。嘉玉作為家中最小的男孩子，與蓮生歲數(shù)相近，他們的感情一直很好。在蓮生讀桂林初中時，他們晚上曾睡在同一鋪床上。日后他們走的卻是不同的道路。嘉玉一直留在桂林，在代理美國殼牌石油的桂昌行做賬房先生，人稱王老爺。后來，卻又敗落到在平樂街上賣香煙。這兩個對蓮生最親的親人，此刻在墻上看著我。晚上，家中前來探望的親戚們漸漸散去，夜色濃黑，有時傳來林中人家看家狗的叫聲。

尚忠家的電腦里存著一份家譜，以及文華為嘉玉記錄的晚年回憶。我在平樂夜晚一團濃黑的寂靜里，讀到了那些我從未了解過，但卻始終有種奇異的熟悉的人與事。讀著文華清晰而帶著些古意的敘述，感覺十分新奇。

與我未見過嘉玉一樣，文華也從未見到過蓮生。

文華的記錄里提到了蓮生和他的那些書：

如同巴金筆下的高覺慧一樣，那時青年看過了許多關(guān)于社會主義的書籍，普遍接受了新的革命思想。當晚間相聚的時候，常常為了討論時事及社會上的某些問題，辯論至深夜仍是不休。新舊兩種思想的沖突尖銳而又激烈，如水火不相容，常對一個問題爭論個三五天，面紅耳赤仍互不相讓。

到底是年輕人懂得看清問題的實質(zhì)，蓮生看到舅舅思想保守落后，覺得對問題的爭論收不到說服的效果，以后便不再與舅舅爭論。蓮生改變了辦法，開始介紹一些進步的書籍給舅舅看，希望以此打通他的思想。第一次蓮生拿回了兩本書，一本是《法朗貶值》，另一本是《中國往哪里去》。嘉玉看完后覺得不錯，對客觀分析問題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于是蓮生又陸續(xù)介紹了《經(jīng)濟學》、《歷史唯物論》、《唯物辯證法》、《社會發(fā)展史》和《聯(lián)共（布）黨史》等書籍給嘉玉閱讀，使嘉玉的眼界寬了許多，初步看清了當時的不合理現(xiàn)象。漸漸，兩人開始可以思想一致地討論問題，融洽相處了八九個月之久。直至蓮生與表妹陳月珍一起離開桂林，前往延安。

一九三二年至解放前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nèi)，留在桂林的嘉玉卻在桂昌行的招牌下，極為混得開。以至于每日花天酒地，夜夜笙歌。后來，他年老體衰，每日只能坐在門口的花坪前打發(fā)時光的時候，還回憶起他年輕時是多么風光，腰里揣著成色十足的金條，去澡堂里洗澡，伙計們遠遠見著，都是殷勤地小跑著過來，恭敬地稱呼王老爺，并小心伺候著的。他說到"特察里"這個詞的時候，臉上驟然神采飛揚，良久的出神，仿佛又回到了年代久遠的那些個春風沉醉的晚上。后來我才知道，"特察里"是解放前桂林歌妓聚集的娛樂場所。

但嘉玉對自己保留的二百多本社會科學書籍一直相當珍惜，"白色恐怖"時期里，仍是冒著危險亦不毀棄，直至解放后。一九四七年長子王尚德在平樂高中念書時，嘉玉亦將這些書籍介紹給他閱讀，并在其同學中散播開來。這些在當時買不到的書籍使王尚德的思想得到長足的進步，并在解放前加入了共產(chǎn)黨，參與組織平南游擊大隊并擔任政治指導員。

深夜里，我打開房門，去看看嘉玉。

他在墻上安靜地看著我，我能找到他與蓮生面部相似的輪廓，特別是他們老年的時候，在顴骨和鼻梁處，非常相似。他與蓮生的友誼一直保持到晚年，九十年代蓮生回鄉(xiāng)，只在嘉玉家敘舊，別的什么地方也沒有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