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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第一節(jié) 明代杭州梅花的衰落與復興(2)

西湖尋梅 作者:政協(xié)杭州市西湖區(qū)委員會


二、追求個性的舒展

政治環(huán)境對學術思想有著深刻的影響,而人的思想又直接影響著人的行為。在中國思想史上,人們常常將宋明并舉,這主要是因為明人的主流學術思想基本沿襲了宋人的理學和心學。關于明代學術的變遷,《四庫全書總目》卷九七之《朱子圣學考略》中說:

朱陸二派,在宋已分。洎乎明代,弘治以前,則朱勝陸。久而患朱學之拘。正德以后,則朱陸爭詬。隆慶以后,則陸竟勝朱。又久而厭陸學之放,則仍伸朱而絀陸。講學之士,亦各隨風氣以投時好。

明代前期,朱子學占據(jù)主導地位,有曹月川(端)、薛敬軒(瑄)等祖述紫陽家法,修養(yǎng)功夫從敬門入,走整齊嚴肅一路,明于天理人欲之辨。此一路功夫,若最終未能在心地起受用,而又用功過猛,就會使身心被拘,反受其病。當時雖然也有吳康齋(與弼)、陳白沙(獻章)等人能于清苦自礪中見得鳶飛魚躍的氣象,但明代前期的學術風氣總體上還是以深沉內(nèi)斂為主,有時學者自律之嚴近乎苛刻。

正德間,王陽明的龍場一悟宣告了一個新時代的到來。此一悟非個人之悟,而是整個時代的頓然開悟。王陽明沒有將自己的思想根植于天理,而是將其根植于自我的真實生命,即本心之良知良能。這是一次思想的大解放,人的心靈由此獲得呼吸和舒展,展現(xiàn)出巨大的魅力,因此風靡大江南北。陽明心學有一個副產(chǎn)品,便是"樂","樂是心之本體","??旎畋闶枪Ψ?。這與整齊嚴肅的朱子學風格迥然有異,引導了一時學風。然其末流誤認"妄心"為"良知",猖狂肆行,已非名教所能羈絆,在獲得心靈自由之后,沒能找到新的方向,遂使社會陷入新的困境,又為朱子學的復興提供了條件。此處暫且不論。

杭州地處兩浙之交,受陽明心學影響深遠。嘉靖、萬歷年間,杭州有位著名的藏書家、養(yǎng)生家兼學者高濂,他的思想便深受陽明弟子王艮的影響,主張怡情養(yǎng)性、養(yǎng)性遵生,所著《遵生八箋》就是"虞燕閑之溺邪僻,敘清賞以端其身心"。以清賞端養(yǎng)身心恐怕是當時杭州士人的共識。通過高濂,我們會理解當時杭州士人的心態(tài),以及他們何以如此注重清賞,雖然我們未必完全同意他們的主張。

在高濂看來,性靈重于事業(yè),人要安于成命,懂得放棄,使得自我生命得以舒展。他說:

古云:"得一日閑方是福,做千古調笑人癡。"又云:"人生無百年,長懷千歲憂。"是為碌碌于風塵,勞勞于夢寐者言耳。吾生七尺,豈不欲以所志干云霄,挾劍寒星斗耶?命之所在,造化主宰之所在也,孰與造化競哉?既不得于造化,當安命于生成,靜觀物我,認取性靈,放情宇宙之外,自足懷抱之中,狎玩魚鳥,左右琴書。外此何有于我?

能知清風明月為可樂者,世無幾人。清風明月,一歲之間,亦無幾日。就使人知此樂者,或為俗事相奪,或為病苦障礙,欲享之有不能者。有閑居無事,遇此清風明月不用錢買,又無人禁,而不知此樂者,是自生障礙也。

我輩能以高朗襟期,曠達意興,超塵脫俗,迥具天眼,攬景會心,便得妙觀真趣。況幽賞事事,取之無禁,用之不竭,舉足可得,終日可觀,夢想神游,吾將永矢勿諼矣。果何樂可能勝哉?

在個體生命和道義并不沖突的情況下,突出個體對生命的感受力,對幸福的感受力,乃至實現(xiàn)精神上的高峰體驗(大樂),表明一個人對生活品位和生活藝術的追求,其核心是對性靈的認取。人在品味和欣賞的時候,就是在和性靈打交道,在給性靈以滋養(yǎng),使其有充分舒展和生長的機會。這是生命最重要的任務,是一種自我實現(xiàn)。同時,性靈的舒展和生長又使得體內(nèi)氣機調和,有利于身體健康。身心致和的表征便是油然而生的喜樂,以及一種莫名其妙的滿足感。在此狀態(tài)下,人會與周圍的人與物產(chǎn)生某種親和,由此實現(xiàn)身、心,人、物間的良性互動,實現(xiàn)人與人、人與萬物,乃至人與宇宙之間的大愛、大和諧。這是高濂所未言而應有之意。

武林一帶山水秀甲東南,明清之際性靈派、公安派文學家多曾結緣杭州,加上以高濂、李漁、袁枚等為代表的文人雅士的推動,使這里的清賞之風大盛。西溪植梅、賞梅,孤山的多次補梅就是在此背景下發(fā)生的。

三、居民致富的需要

明代中后期,江南一帶的經(jīng)濟有了進一步發(fā)展,產(chǎn)生了所謂資本主義的萌芽。經(jīng)濟上的富足,必然將人的生活引向精致,人們有財力、有心情去追求高品位的生活方式,植梅、賞梅也因此有了物質上的保障。同時,西溪一帶的"居民以樹梅為業(yè)",梅子需求量的大增,使農(nóng)民通過植梅可以獲得很好的收入。因此,在嘉靖以前尚不十分著名的西溪梅,在萬歷間突然繁盛,就與西溪居民和寺院僧侶的大量植梅有關。一些文人雅士參與西溪梅花的種植可能只是為了玩賞,但規(guī)模浩大的十八里香雪,則一定是西溪僧侶和居民為了生計大量植梅的結果。

馬如龍《(康熙)杭州府志》卷六云:"西溪十八里夾道種梅,巷曲數(shù)十萬樹,惟綠萼者結實尤佳,他處莫及。"這是西溪一帶綠萼梅興盛的原因,又由于這種梅花白萼綠,清逸高雅,為士人賞愛,所以綠萼梅便成為土著居民謀利與士大夫清賞的最佳結合物。然而,當梅子已經(jīng)不足以成為西溪人的最佳經(jīng)濟來源時,他們的主業(yè)也會隨之改變,從而導致西溪梅的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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