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十年來圍繞陳寅恪的推崇與傳奇當中，他的受業(yè)弟子蔣天樞向人們透出一個清矍高瘦、若隱若現(xiàn)的身影。

陳寅恪晚年，在病榻上將編定的著作整理出版全權授與蔣天樞，這被后輩學人視為他一生學問事業(yè)的“性命之托”。受托之人蔣天樞，作為陳寅恪早年在清華國學研究院的學生，1949年后，十余年間兩人只見過兩次面。這十余年間，陳寅恪目睹和經(jīng)歷了太多昔日親密無間的師友親朋一夜之間反目為仇的事情，但他信賴晚年只有兩面之緣的蔣天樞。

蔣天樞值得這種信賴。1958年，他在其《履歷表》“主要社會關系”一欄中寫道：“陳寅恪，69歲，師生關系，無黨派。生平最敬重之師長，常通信問業(yè)。此外，無重大社會關系，朋友很少，多久不通信?！?

當年，批判資產(chǎn)階級史學權威的政治運動正如火如荼，蔣天樞在這種只會帶來麻煩而不會有任何好處的“社會關系”中，絲毫不掩飾對陳寅恪的敬重之情，足見其為人之篤忠執(zhí)著。

他也確實沒有辜負這份重托。晚年，他放棄了自己學術成果的整理，全力校訂編輯陳寅恪遺稿，終于在1981年出版了300余萬言的《陳寅恪文集》，基本保持了陳寅恪生前所編定的著作原貌，作為附錄還出版了他編撰的《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這大概是“陳寅恪”這個名字在大陸重新浮現(xiàn)之始。

當時出版社給他3000元整理費，他一分錢也沒有收，全部退還。因為“學生給老師整理遺稿，怎么可以拿錢呢”。后來，陳寅恪突然“走紅”，很多人出來自稱是陳先生的弟子，蔣天樞卻從來沒有說過一句話，從來沒有借陳寅恪以自重。

在陳寅恪托付畢生著作的那幾日見面中，一天，蔣天樞如約上門，恰好陳夫人不在，沒有人招呼他，已目盲的陳寅恪也不在意，徑直開始談話，結果蔣天樞就一直畢恭畢敬地站在老師床邊聽著，幾個鐘頭始終沒有坐下。那年，他已年過花甲。

接觸過蔣天樞的復旦教師說，“程門立雪”這類傳統(tǒng)，在蔣先生心中原是稀松平常之事，一個學生總得有他應該躬行的本分。

有人評說，蔣天樞對老師的尊重，出于一種對文化的負載感，而這種負載感正是傳自其師門。陳寅恪在《論韓愈》文中就曾說過：“華夏學術最重傳授淵源?！?

編撰陳寅恪“事輯”，蔣天樞自己在致友人的信中表示，他的中心意旨是想寫出陳先生是“中國歷史文化所托命之人”。

蔣天樞出身清華國學研究院，與陳寅恪有師生之誼，并且對自己入學前就已自沉的王國維也嚴執(zhí)弟子禮。同行或?qū)W生“王國維長王國維短”，即便語氣中充滿敬意，也會引起他的側目。在他看來，說“王國維先生”已經(jīng)大不敬了，何況直呼其名；至于他自己，當然恪守舊例，開口閉口“靜安先生”。

同系的名教授朱東潤是個性情中人，一次開會，說到得意處隨意評了幾句“陳寅恪什么什么”，其實未見得有什么不敬之意。還沒等在座諸人反應過來，蔣天樞從人群中拔身而起，指著他哼哼了幾句，便拂袖而去，只留下朱先生哭笑不得地攤攤手，連聲“嘖嘖”，十足的難堪。

如今復旦中文系的名教授章培恒是蔣天樞的弟子，除了做學問，他顯然還受了先生關于“尊師”的教誨。一次，他隨蔣先生外出辦事，晚上完事后照例送老師回家。途中下了場大雨，車到教師宿舍大門，遍地積水，而蔣先生腳上穿的卻是家常的布鞋。章先生提議要背蔣先生，全然不考慮自己也已直逼花甲了，蔣先生自然堅拒了。于是，老師蔣天樞跨出車門，灑脫地直奔寓所，學生章培恒脫下皮鞋，一手拎著，在雨中著一雙白襪跟在老師身后。

蔣天樞在1979年為《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所寫的“題識”中說：“余欲纂‘寅恪先生編年事輯’已數(shù)年，悠忽蹉跎，今乃得從事輯錄，距先生之逝世已將10周年，余亦老矣?！?997年，此書增訂再版，章培恒在“后記”中引用了這段文字，隨后心有戚戚然：“現(xiàn)在，距離蔣先生的逝世也已將近10周年，而我也已經(jīng)老了?！?

這些都不是虛辭，字里行間，透出師道的重量，后人讀來，滿頁沉甸甸的。先生們都已經(jīng)老了、逝去，師道傳承，今日焉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