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把領導批示視為重要的領導方式。很多領導喜歡在來信來訪和報送材料上作批示。中國大小官員喜歡作批示，古已甚之。封建時代把皇帝的批示叫做御批。我在臺灣故宮博物院參觀御批陳列廳時，講解員說，歷史上御批字數(shù)最多的是雍正皇帝，一道達一萬多字。歷史上皇帝和大小官員把批示作為重要的統(tǒng)御方式無可厚非，但今天不少的領導干部非常喜歡搞批示，就值得考究了。一是為民做主，公正廉明而批；二是體察民情，把握實情而批；三是督察落實，提高效率而批。這三種批示固然深得民心、黨心，但如果是法制政府，文明執(zhí)政，這樣的批示也不必要那么多。但遺憾的是，不少的領導作批示，一是顯示權力，越權指揮；二是沽名釣譽，取悅他人；三是不明實情，昏批亂斥。這三種批示為害非淺，后果不堪設想，它助長領導干部封建專權意識和衙門作風；它推波助瀾搞人治，有法不依，甚至踐踏法律；它違背科學領導方法，導致執(zhí)行層次混亂；它容易挑起上級領導干部與基層領導干部的矛盾，容易挑起基層領導干部和群眾的對立情緒，嚴重影響社會的穩(wěn)定。我不主張領導干部動不動作批示，打亂政府的管理秩序。一個學校發(fā)生一個殺人案，上級首長一道批示，限期抓獲犯罪嫌疑人，投入百多萬警力，花十幾億錢，結果不是公安發(fā)現(xiàn)犯罪嫌疑人，而是一個騎摩托車的公民發(fā)現(xiàn)正在垃圾桶里找食物的犯罪嫌疑人，報案后被抓獲。一道批示產(chǎn)生這么大的“社會交易成本”，令人費解。一個管理體制健全的國家，管理方式成熟的國家，應該是依法行政，不應該依批示行政。

2004年5月5日在公安工作座談會上的發(fā)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