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召開的中共八屆擴大的十二中全會，開幕時宣布的議程是：一、中共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準備工作。

二、修改黨章。

三、討論國內(nèi)外形勢。

四、劉少奇專案的審查報告。

可會議中間，林彪、江青一伙突然集中提出“二月逆流”的問題。

在分組會上，對李富春、陳毅、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李先念算總賬(譚震林被剝奪了出席會議的權(quán)利)，把這7位老同志污蔑成是所謂“二月逆流反黨集團”成員。

溫玉成在首都體育館召開的總參謀部團以上干部大會上，傳達十二中全會精神時，在逐個念了所謂“二月逆流反黨集團”成員6個人的名字后，停了一停說：“還有聶榮臻?！?/p>

10月13日下午，十二中全會開幕。

會上，周恩來作了大會議程的報告以后，毛澤東作了長篇講話。

毛澤東在講話中沒有說“二月逆流”問題，主要說了各省的形勢，和領(lǐng)導(dǎo)干部應(yīng)該怎樣對待群眾的問題，也說了“多中心論”的問題。

大會開幕以后，轉(zhuǎn)入小組討論。

聶榮臻被編在第二組。

參加這個組的有陳伯達和溫玉成，其余大多是聶榮臻的老部下。

在十二中全會召開前的三四個月，聶榮臻已基本處于沒有什么工作可做的境地。

接到通知后，他知道會上肯定是要受批判的。

10月8日，他寫了個在會上檢討的發(fā)言稿。

10月16日，他在小組會上做了檢討發(fā)言，承認自己犯了執(zhí)行資產(chǎn)階級反動路線和“多中心論”的錯誤。

聯(lián)系到毛澤東在開幕式上的講話，他增加了部分檢討內(nèi)容，說：“主席在講話中提到七機部‘916’總是抓住我不放，這主要是由于我的錯誤而造成的?！?/p>

在科研工作中，“沿襲和實行了許多資產(chǎn)階級辦科研的東西。”

由此可見，當時無論是毛澤東、周恩來、還是聶榮臻等一般中央委員，都沒有想到“二月逆流”的問題，因為事情已經(jīng)過去一年半了。

可2月17日，康生、江青、姚文元、謝富治突然在第一組會議上，集中批判所謂“大鬧京西賓館”、“大鬧懷仁堂”的問題。

康生首先發(fā)言，為制造有一個所謂“二月逆流反黨集團”的問題定調(diào)子。

康生說：“大鬧懷仁堂，(1967年2月)16日前就醞釀了。

當時有兩個地方，富春同志講，在他家開了三次會，是俱樂部，另一個地方是京西賓館，軍隊干部開會，徐向前在會上叫干部有什么意見盡量講，表面上是對著中央文革，實際上是反對主席、林副主席，反對十一中全會，反對文化大革命。

京西賓館是個中心，富春家是個中心。”

康生發(fā)言后，江青、姚文元、謝富治立即呼應(yīng)，在“反對文化大革命”、“亂軍奪權(quán)”、“包庇老干部”、“包庇干部子弟”、“反對延安整風”等問題上，指名道姓，大肆攻擊出席懷仁堂會議的老同志，硬說他們是有計劃有組織地進行反黨活動。

謝富治最后發(fā)言時，還批判了朱德、陳云兩位老同志。

康生等4個人的發(fā)言，發(fā)下去以后，各個小組立即轉(zhuǎn)變方向集中火力批判7位老同志，捎帶批判朱德、陳云。

在第二組，由陳伯達發(fā)難，溫玉成幫腔，集中批判聶榮臻。

在17日的小組會上，陳伯達就他1931年4月在天津被捕后自首的問題，突然對聶榮臻責問說：“你為什么在背后議論我三十年代初在平津地區(qū)活動的那一段歷史問題?告訴你，我的歷史是清楚的，中央是知道的?！?/p>

聶榮臻心頭一怔。

“我同劍英兩個人在西山議論的事情，當時沒有任何第三個人在場，以后也沒有再同別人談?wù)撨^此事，陳伯達是怎么知道的?會不會是劍英又對別人說了?后來我問了劍英，他說沒跟別人說。”

聶榮臻后來回憶此事時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