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的除夕，家里再窮，也要圖個祥和吉利闔家團圓。

她把全家老少男女召集在小屋里，圍坐在一起，一面守歲；一面吃著從花生地揀來的花生，算是全家團聚，辭舊迎新。

在這除夕的夜里，她就把下一年每個人的活計安排停當了。

平時里，男女老少都很認真地按照她的安排分工勞作，沒有一個偷懶，也沒有一個敢討價還價。

她說的話都是算數的，誰也不去違抗。

潘氏安排生產，既有長計劃又有短安排，全家每個人在一年里做些什么清清楚楚，一天里干些什么活計也明明白白。

男人和身強力壯的婦女都得下地干活，剩下的婦女和小孩在家里干活，喂豬、割草有的是事做。

就是煮飯，她也立有規(guī)矩，四個兒媳，按順序排，一人煮一年，輪流轉，誰也別挑揀。

小孩子除了砍柴、割草，還得放牛，大的帶著小的相互幫助。

每天早晨，只聽她一聲號令，全家人都迅速起床，各司其職。

只有吃飯時才停一下，從天色微明起床，直忙到夜色蒼茫才去睡覺，日復一日，年復一年，面朝黃土背朝天，不停地勞動著，還得不到溫飽。

飯食的安排也按勞動的情況定的。

每頓飯都是男人先吃，然后才輪到婦女和小孩吃。

吃多吃少，是根據年齡大小和干活輕重來定的。

貪吃的孩子還覺得沒有吃飽就被攆下飯桌了，孩子們總覺得肚子是餓的。

儀隴產水稻，即便風調雨順好年景，收下的稻谷除了交租外，也所剩無幾了。

平時，早飯是高粱稀飯，還得加上豆子、紅苕和青菜，配上一小碗咸菜。

午飯是高粱加少許大米摻和著紅苕煮成干飯，再加上一小盆青菜湯或南瓜湯，就這種飯也不是一年到頭都能吃到。

晚飯基本上和午飯差不多，但等到農閑時，就只有兩餐了，晚飯就不吃了。

朱德曾回憶說：“我從小就是餓著肚子長大的。

因此，后來搞革命運動時，好像根本不知道餓。

講起干活，也是一樣，我從小到大都干活，所以后來做體力勞動時，從來不覺得面子難看。

走路也是一樣，成年以后，雖然有時有馬騎，可是一生中，差不多都是走路，經常幾個月幾年長距離行軍，同我并肩的士兵走來走去。

習慣了那種清苦生活，走遍世界也就不覺苦，過毛爾蓋覺得也不過我們那樣子。”

潘氏是個精打細算的人，全家人誰的衣服補一補還可以穿，誰該添制新衣新襖了，她心中有數。

并不是人人每年都能做新衣，全家大小都很珍惜自己的穿戴，都清楚一件衣服、一雙鞋子來之不易，基本上是一件衣服老大穿了老二穿，老二穿過老三穿，破了補，補了破，破了再補，補丁一層又一層，直到無法再補，無法再穿時為止。

祖母的勤勞和組織才能給朱德留下了極深的印象。

他不只一次講道：祖母是全家的組織者。

在那個災難深重的年代里，朱德一家受盡了地主豪紳的剝削和欺壓，祖祖輩輩沒有一個讀書人，他們深知沒有文化的苦。

于是，勒緊褲腰帶節(jié)衣縮食，也要培養(yǎng)出一個讀書人來“支撐門戶”。

1892年，在朱德6歲時，朱家的老人們把他和朱代歷送到丁家私塾去就讀，那里的先生是個秀才，頗有學問。

丁家私塾，是財主丁閻王家辦的，要進他家的家塾，不僅每年要交七八石稻谷，而且只讓代歷和朱德上半天學。

在丁家私塾的兩年學習中，受盡了地主家少爺的欺辱。

這里除了朱家兩兄弟外，其余36名學生，一色都姓丁，他們叔、伯、兄、弟都是自家爺們。

他們用鄙視的眼光看朱家兄弟，怎么看怎么瞧不起，對丁家私塾來了兩個外姓人實在惱火不過，千方百計找岔挑釁。

他們故意怪聲怪氣地把“朱”喊作“豬”，也寫作“豬”，以此來取笑和污辱朱家兄弟；有時，還惹是生非，借故拳打腳踢朱家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