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課堂上曾大聲疾呼：“要亡國滅種了，現在什么都不要管，就是犧牲身家性命，也要救國家!”

張瀾、劉壽川先生宣傳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思想言論，在朱德的腦海里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由于朱德與劉壽川除了師生關系之外，還有一層親戚關系，所以他經常邀請好友戴與齡去劉壽川的寢室，向他請教。

劉壽川除了向他們介紹親眼在日本看到明治維新的成就外，還介紹了孫中山先生在日本創(chuàng)建同盟會，出版《民報》等革命活動，并秘密地借給朱德一本革命黨人鄒容寫的《革命軍》。

朱德第一次接觸到“革命”的字眼，盡管他并不很理解革命的真正含義和內容，但他從自己的親身體驗中領悟到就應像張瀾先生說的那樣，要不惜個人的身家性命，去拯救民族，去拯救國家。

朱德在順慶府中學堂苦讀一年，他如饑似渴地博覽群書，與師生廣泛交往，不斷豐富自己的知識。

他各科學習成績都很優(yōu)秀，并能寫得一手好的詩文，博得師生好評。

1907年他在順慶府中學堂畢業(yè)時，贈與同窗好友戴與齡詩一首：驪歌一曲恩無窮，今在興亡意計中；污吏豈知清似水，書生便應氣如虹；恨他虎狼貪心黑，嘆我河山泣淚紅；祖國安危人有責，沖天斗志付飛鵬。

這首詩，正是反映了朱德在順慶府中學堂一年苦讀中最主要的收獲。

他不僅學到了科學知識，而且學到了許多救國的道理。

這一年，是他從舊學到新學的轉變，也是他接受“讀書不忘救國”的開端，使他讀書為“支撐門戶”和“光宗耀祖”而轉變到“讀書救國”。

這是他一生中思想發(fā)展的一個重要轉折。

也正是在“科學救國”、“教育治國”、“強身衛(wèi)國”思潮的鼓動下，他接受了劉壽川先生的建議，決心去成都求學，以學得更多的知識，來開拓自己的視野。

伯父朱世連為了朱德去成都求學，又多方求情借貸，終于湊了50塊大洋，作為朱德上學的費用。

1907年的初春，朱德仍然挎背著他第一次上儀隴參加縣試時用的那個藍布包袱，憑著那雙鐵腳板，起早貪黑，一路快走，只用了5天，趕了370公里的路，到了省城成都。

成都同順慶府比起來，要熱鬧得多了。

它不僅是四川的省會，還是中國西南地區(qū)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

那時，成都正處在劇變中，銀元局、銅元局、機器局、兵工局等新的工業(yè)機構，相繼成立，手工業(yè)也比較發(fā)展，商業(yè)也較繁榮，涌進了不少洋貨，還辦起了洋教堂。

荷槍實彈的新軍和警察，在人群中穿來闖去；古老的滑竿、轎子和新式的東洋車(人力車)滿街奔跑；沿街叫賣的報童，不停地呼喊著：“哪個看報?新出的《四川日報》?”這一切對朱德說來，都十分新奇。

在一個小客棧住下后，朱德不顧旅途的疲勞，就上了大街。

街頭巷尾到處都張貼著五顏六色的廣告，四川省師范學堂和武備學堂的招生簡章吸引了他的目光，他一遍又一遍地默念著，直到把全部內容能背下來。

回到小店，他經過反復比較，決心投考武備學堂學習時間只一年，吃穿都不花錢，給家里能減去許多負擔。

何況新軍正在發(fā)展，國家也需要軍隊。

還真考上了。

他寫信把這個喜訊告訴家里，誰知家里人在“好男不當兵，好鐵不打釘”的舊思想影響下，堅決不同意他去上武備學堂。

后來，經過劉壽川先生的勸說與協調，朱德又報考了四川高等學堂附設體育學堂。

這是專門為培養(yǎng)體育教師而開設的。

體育學堂里設置有教育、心理、生理、算術、修身、圖畫、體操、器械等課程。

朱德對每一種都學得十分認真刻苦，總共13門功課，他考試的總計分為1070分，平均每門成績82分，名列全學堂第10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