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雙方的論戰(zhàn)就像一列高速行駛的火車一樣，要想讓它突然停下來，幾乎是不可能的

在中方發(fā)表了五篇評論蘇共中央公開信的文章后，蘇共中央于1963年11月29日給中共中央寫了一封信，建議停止公開論戰(zhàn)，召開兄弟黨國際會議。蘇共中央還提出，希望改善中蘇兩黨、兩國的關系，并且表示：第一，要加強經濟、科技合作聯(lián)系，可以增加訂貨，供應成套設備，特別是石油和采礦設備；第二，如果中國需要的話，可以派專家到中國來幫助建設；第三，在制訂新的五年計劃的時候，希望兩國能夠協(xié)調，互助合作；第四，對中蘇邊界的某些地段，可以通過談判解決分歧。

毛澤東在分析蘇共中央來信的原因時認為，這封信是被逼出來的，是公開論戰(zhàn)的結果，是斗爭的結果。赫魯曉夫本來就有三怕，一怕革命人民、二怕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三怕帝國主義?，F(xiàn)在，又增加一怕，就是怕公開論戰(zhàn)。但是，還應該看到，赫魯曉夫的這個做法有兩面性，一方面是想表明他要應付那些過去跟他一起走而現(xiàn)在對他不滿的人；另一方面是想嫁禍于我，說中蘇關系惡化，在于中國不贊成停止公開論戰(zhàn)。毛澤東說，我們雖然在1962年年底、1963年年初寫了七篇文章，進行反擊，但是一直到1963年6月14日我們發(fā)表《關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建議》的答復信，表面上我們似乎處于被動地位，實際上是誘敵深入，等待時機。這一建議提出之后，我們在形式上就轉入了主動，擺開全面出擊的陣勢。從那以后，我們又抓住蘇共中央公開信轉入戰(zhàn)略反攻?，F(xiàn)在正是展開全面反攻的時候，正像國內解放戰(zhàn)爭時期，1947年7月劉鄧大軍強渡黃河、逐鹿中原，我軍戰(zhàn)略反攻開始那樣。因為有蘇共中央公開信這個靶子，我們就可以放開手腳，堂堂正正地進行公開大論戰(zhàn)了。

于是，毛澤東建議，不要急于答復蘇共中央的來信，也不同意停止公開論戰(zhàn)，更談不上召開兄弟黨國際會議。我們還要繼續(xù)寫文章，現(xiàn)在已經寫了六評，還要寫七評、八評、九評、十評。平均起來，大概每個月發(fā)表一篇。他甚至表示，我們要制訂一個10年計劃，因為文章太多，決議也很多，答復起來很費時間。如果蘇共繼續(xù)發(fā)表攻擊我們的文章，我們就奉陪到底，也許不止10年，還要更長一點時間。這點道理，我們要向兄弟黨講清楚，甚至對一些跟著赫魯曉夫跑的兄弟黨也要講清楚。要把丑話說在前面。①

劉少奇在解釋中共中央對待蘇共中央來信的態(tài)度時，談了四點看法：第一，我們一貫主張團結、反對公開論戰(zhàn)。但公開論戰(zhàn)不是由我們挑起的，而是由蘇共挑起的。第二，蘇共既然挑起公開論戰(zhàn)，發(fā)表了那么多決議、文告、講話、文章，我們就有權力答辯。蘇共既然公開地、指名道姓地攻擊我們，我們也應該用同樣的手段回答他們。第三，蘇共領導一貫出爾反爾，說話不算數(shù)。他們雖然提出停止公開論戰(zhàn)，但是還在繼續(xù)發(fā)表攻擊我們的文章。因此，我們還要看一看，要聽其言而觀其行，看看他們對停止公開論戰(zhàn)到底有多少誠意，然后才談得上召開兄弟黨國際會議的問題。第四，兄弟黨之間應該是平等的，公開論戰(zhàn)也應該講民主、講平等，不能因為蘇共要論戰(zhàn)就論戰(zhàn)，要停止就停止。這樣不行。劉少奇認為，要達成一個公平合理的協(xié)議，然后才能停止公開論戰(zhàn)。協(xié)議中最重要的一條就是蘇共要承認過去公開指責中國黨的做法是錯誤的，并且宣布撤銷那些決議、講話、文章。否則，就不能停止公開論戰(zhàn)，我們保留答復的權利，我們要什么時候答復就什么時候答復。①

在遲遲沒有收到中共中央的復信之后，蘇共中央終于忍耐不住了，于1964年2月12日致信世界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提出開展“反對中國領導人的大國主義、托洛茨基主義的觀點和派別、破壞活動的斗爭”。但是，蘇共中央沒有將這封信送給中共中央。結果，中共中央抓住這一點，于2月20日給莫斯科去信說：“蘇共領導一方面裝著要團結的樣子，叫嚷停止公開爭論，一方面又背著中國共產黨，策動新的反對中國共產黨和其他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的運動，明目張膽地經常宗派活動、派別活動和分裂活動。近幾年來，蘇共領導總是陰一面，陽一面，講的是一套，做的是另一套?！敝泄仓醒朐谛胖惺植粷M地說，你們說攻就攻，叫停就停，這種惟我獨尊、蠻橫無理的態(tài)度，“充分暴露了你們的頑固的大國沙文主義和‘老子黨’的惡習。”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