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軍在渡過金沙江到達云南會理地區(qū)后，部隊進行了五天的休整。為什么要休整？是因為前面就是彝族聚居區(qū)了，當時彝族與漢族之間存在著較深的矛盾，他們建立了自己的部族武裝，不服從當地官府的統治，自己處理自己聚居區(qū)里的事情，有很濃的自治味道。 如何通過這樣一個對漢族軍隊有著極大戒備心理的少數民族聚居區(qū)，當時的紅軍參謀長兼中央縱隊司令員——劉伯承想了很多辦法。除了要求部隊加強民族政策教育、尊重彝族同胞的生活習慣外，他還想方設法接近彝族的部落首領，和他們交朋友。劉司令告訴這些彝民首領，紅軍到這里僅僅是路過，紅軍不在這里久留，我們要去攻打四川的軍閥劉文輝。彝民們對劉文輝都很反感，因為他的軍隊經常騷擾彝民聚居區(qū)。

當時還出現了一個插曲，即毛澤東率領紅軍總部領導進入彝族聚居區(qū)時，彝民聽說毛澤東是這里最大的官時，便想試探一下毛澤東的誠意。他們派出了十幾名代表，端著一罐子自己親手制作的酪棗來到軍委總部，要毛澤東嘗一嘗。彝民有一個習慣，客人來了要先送酪棗品嘗。警衛(wèi)人員出于安全考慮，要求代毛澤東品嘗。彝民代表的臉色當時就很難看，毛澤東立即制止了警衛(wèi)人員的做法，恭恭敬敬的從彝民代表手中接過酪棗，邊吃邊稱贊酪棗做得好。就這樣，彝族同胞終于打消了對漢族軍隊的敵意，自發(fā)的給紅軍帶路。

但這時候，我父親卻出事了。因為當時盡顧著如何與彝民搞團結了，部隊都派出去做工作，一個排甚至一個班的各自為戰(zhàn)。等出了彝民區(qū)我父親發(fā)現教導營里有二十幾個戰(zhàn)士掉隊了。我父親也不知道他們是如何離隊的，是有意識的離隊還是迷失方向找不著部隊了。反正我父親是一頭霧水。

但這畢竟是大事，當時軍團司令員是林彪，政治委員是聶榮臻。他們兩個人同時在軍團部找我父親談話。林彪板著臉說：

“教導營減員太多，你作為營長，要負責任！”

我父親低頭道：“我領導不力，愿意接受批評！”

林彪說：“批評？你要接受紀律處分！”

我父親問：“什么紀律處分？”

林彪說：“禁閉一個月！”

我父親糊涂了：“部隊天天行軍，怎么關我禁閉？難道要抬著我？”

聶榮臻笑了起來：“抬著你？還有這好事？你自己走吧，關禁閉就是不許你騎馬，你的馬由警衛(wèi)員牽著。”

我父親心想林彪還真有點子，弄出一個“走路禁閉處分”。我父親其實倒是輕省了很多，他每天就是跟隨部隊行軍，不用籌集糧草，不用值班查哨。警衛(wèi)員仍然為自己服務，一到了開飯時間警衛(wèi)員就端過來飯和菜，晚上還給自己找門板搭床鋪。這日子真是悠哉游哉！只是有些不習慣，因為原來作為一營之長，每天有忙不完的事情，現在一下子清閑下來，有點不適應。

當時在長征中同樣受處分的有許多高級將領，如黃克誠、肖勁光等。他們是不是也是“走路禁閉法”，我父親不得而知，反正林彪的一軍團都是這個處分辦法。解放后，我父親就這個問題問過周總理。周總理笑著說：

“這件事主席講了，延安七大也作出過決定，長征中受過的處分一律不算數！”

我父親跟總理開玩笑：“這還差不多，要不然的話，我們教導營減員幾十人，就給我這個營長關了一個月禁閉；那長征后紅軍30萬人減員到幾萬人，如要給人關禁閉差不多得關8000多年！”

周恩來聽后縱聲大笑：“陳士榘要秋后算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