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當然是劉邦，但是創(chuàng)下前漢210年基業(yè)的卻是文帝，或者起碼文帝起了關鍵性的作用。因為俗話說“創(chuàng)業(yè)容易，守成難”，守成難在形成一個制度的權威迫使權貴守法，而在中國專制時代，這全仗統(tǒng)治者的道德。漢代守法的傳統(tǒng)實始于文帝，文景之治的實質乃“規(guī)范之治”，這無疑立基于文帝的守法德性。如果文帝不守法，誰能奈何？上述事件中文帝的可貴之處在于，此事不但危及了他的人身安全，而且當著眾下屬的面，受到臣下的“頂撞”，他最終還是否定了自己的意見，說“廷尉當是也”。這在君無戲言的古代幾乎是不可想象的，但是他說了，并且依臣下的話去做了。表面上看文帝是尊重臣下的意見，而實際上他尊重的是法律，是自己制定的法律。這在法律是“皇帝意志”的古代是何等的難能可貴！

文帝的雄才大略還表現(xiàn)在他重用尊重法律的官吏。張釋之的被重用就是一例。張原來是個“公車令”，漢代之“公車令”掌管宮門警衛(wèi)、接待、傳達這類小事，是個不入流的小官。張釋之為公車令時，有一次，

“太子與梁王共車入朝，不下司馬門（宮衛(wèi)令：諸出入殿門公車司馬門者皆下，不如令，罰金四兩）。于是釋之追止太子、梁王，毋入殿門。遂劾不下公門不敬，奏之。薄太后聞之，文帝免冠謝曰： 教兒子不謹。 薄太后使使承詔赦太子、梁王，然后得入。文帝由是奇釋之，拜為中大夫?！?/p>

在本案中，張釋之得罪的可是文帝的兒子，弄得文帝自己都沒有面子，但是，他不但沒有責怪張，而是看中了他忠于職守的可貴品質，提拔了他。這無疑在朝中形成了尊重法律的風氣。古人云“奉法者強則國強，奉法者弱則國弱”，我要說，“奉法者強則法強，奉法者弱則法弱”。漢代之所以強，不是兵強，而是法強；漢代之所以法強，是因為文帝所開創(chuàng)的“奉法者強”的習慣。如果任用不懂法、不守法的官員為法官，則法律不強，這似乎不用論證的。

伍廷芳 中國司法獨立之神。時間走到了20世紀，法官依法審判當然不必再寄希望于明君，而是制度，這個制度就是憲法規(guī)定的司法獨立。司法獨立是中國法律現(xiàn)代化所遇到的最大的難題，對此作出開拓性貢獻的當屬大名鼎鼎的伍廷芳。

1902年，清帝國決心變法以后設立新機構，曰“修訂法律館”，該館沒有員額定數(shù)，當初任命的修訂法律大臣有沈家本和伍廷芳，由此二人負責。前后任這一職務的還有俞廉三、英瑞、劉若曾、于式枚。除卻沈、伍兩公，其他人早已公正地進入歷史的煙塵之中。

“沈、伍搭檔”堪稱珠聯(lián)璧合、相得益彰，可謂絕配。沈公精通中律，伍公諳練西法，他們在清末變法中充分發(fā)揮了自身優(yōu)勢，配合默契，有一例可資證明。沈家本于光緒二十八年四月初六日奉上諭：“現(xiàn)在通商交涉事益繁多，著派沈家本、伍廷芳將一切現(xiàn)行律例，按照交涉情形，參酌各國法律，悉心考訂，妥為擬議，務期中外通行，有裨治理?！逼鋵?，清末許多新法的出臺都有他們兩人的功勞，包括光緒三十二年法律館撰上的酌取英、美陪審制度的《刑民訴訟律》。清末變法一個重要的舉措就是仿效西方建立獨立的審判機關。光緒年間，分設審判廳，備司法獨立。法部上《補訂高等各級審判廳試辦章程》及《擬定外省審判廳編制大綱》、憲政編查館上《法院編制法》，并法官考試任用、司法區(qū)域分劃及初級暨地方審判廳管轄案件各暫行章程、置各省高等審判、檢察廳，設丞、長，等等，都是走向司法獨立的重要步驟。這些舉措都有沈、伍兩公的心血，這些也都不是僅僅做給人民看的，不是假的。但是辛亥革命一聲炮響，中斷了這一進程，亞洲第一個民國在世界的東方興起。

民國取代帝制無疑是中國歷史上最為偉大的事件，但是，民國要在幾千年專制土地上建立起來實非易事。民國與帝制最大的不同點在于司法的地位。能不能在各級、特別是最高層權力中確立司法的獨立地位，使它由強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