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議結束后，周恩來、蘇兆征、瞿秋白、張國燾等約有半數的人留在莫斯科繼續(xù)參加7月17日至9月1日召開的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向忠發(fā)、蔡和森、李立三和大部分中央委員回國。從9月2日起，新的中央機關設在上海云南路447號（現(xiàn)云南中路171—173號，即勞動劇場的南隔壁），由中央機關的會計熊瑾玎同志（愛人叫朱端綬）以商人身份租下房子，自稱“老板”。全部樓面三大間，可供政治局開會辦公用，在室內掛了一塊“福興字號”的招牌，經營土布生意，樓下二房東是西醫(yī)名醫(yī)周生賚，開設私人醫(yī)院——生黎醫(yī)院。到1931年春徐錫根、顧順章被捕叛變才搬走。

當時，中央領導成員的分工是：向忠發(fā)是中央政治局中央常委會主席，周恩來是中央常委秘書長兼組織部長，蔡和森是宣傳部長，李立三是農民運動委會書記，楊殷是軍事部長，關向應是團中央書記。

新的黨中央回到國內不久，就發(fā)生了一場李立三與蔡和森在富農問題上的爭論。

身為中共中央常委、宣傳部長的蔡和森與身為中共中央常委會候補委員、中共中央農民運動委員會書記的李立三在如何對待富農問題上發(fā)生了意見分歧，爭論的焦點是：在現(xiàn)在革命階段中，富農有沒有反革命的可能性？黨如何對待富農這種反革命的可能性？兩人都寫出文章，同時在1928年11月1日出版的《布爾塞維克》第2卷第1期上發(fā)表。

蔡和森寫道：“中國的富農（鄉(xiāng)村資產階級）之反革命的可能性（他一身兼具資本、田租、高利貸三種剝削資格）是不可輕視的。在有利于全體農民的民權革命階段中，富農多少還可以參加斗爭，或保持中立；但到革命徹底深入而要開始轉變的時候，這一鄉(xiāng)村資產階級說不定將成為帝國主義、地主、資產階級之破壞革命的工具?！币虼?，只有在農民運動中堅持無產階級的領導權，并“提高與發(fā)展”貧雇農的“獨立的組織”才能鞏固無產階級在整個民權革命及工農蘇維埃政權中的領導地位，從而保證將來革命的順利轉變。

李立三在《布爾塞維克》同一期上發(fā)表了《中國革命中的農民問題》點名批評蔡和森。

李立三認為，蔡和森文章中那段論述富農的原文，有以下三個方面的“理論上、策略上的錯誤”：第一，“在革命轉變到社會主義的時候，富農有反革命的‘可能性’。”第二，富農在現(xiàn)在“還沒有轉變到社會主義的階段上，富農還‘沒有’反革命的可能。富農到轉變時候而有反革命的可能，是因為一身具有資本、‘田租’、‘高利貸’剝削，那么富農如果只是具有資本的剝削而不兼具‘田租’、‘高利貸’的剝削，到轉變的時候，還不會反革命。富農在轉變的時候，‘說不定’要反動，那么在現(xiàn)階段上‘說得定’不會反動。”“照這樣的分析，在策略上一定要達到完全‘聯(lián)合富農’的觀念上去?！钡谌?，蔡文中提出的“發(fā)展貧農的‘獨立組織’”，“就是故意逼起富農的反動，甚至影響中農的動搖，那就混亂了鄉(xiāng)村中農民與地主階級的主要矛盾”，因此“包含有很大的‘左’傾的危險性?！?/p>

1940年李立三對這個問題曾經寫道：

蔡和森同志寫了一篇有關農民問題的文章，其中有些“左”傾錯誤。他說，在土地革命的過程中就應該對富農采取無情斗爭，沒收富農土地，以便徹底消滅富農階級。這與六大精神是背道而馳的。六大政治決議中指出：“對富農的斗爭不應搞得太尖銳”，有關農民問題的決議中又指出，“應該吸收尚有革命潛力的部分富農參加反對帝國主義、反對軍閥的斗爭?！币罁@個精神，我寫出一篇文章批判了蔡和森的上述主張，其中寫道：“在土地革命過程中應該與半封建的富農進行斗爭，而對資本主義的富農應該采取聯(lián)合?！绷硪惶幧踔梁唵蔚靥岬健奥?lián)合富農”。

這場爭論，就是在現(xiàn)在革命階段要不要聯(lián)合富農的爭論。李立三的觀點來自于共產國際堅決反右傾的影響，與毛澤東后來在《尋鄔調查》中的觀點是一致的。后來王明搞了比李立三還“左”的“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在經濟上消滅富農的政策，給革命帶來更大的危害。直到1932年共產國際通過了一項專門決定，批判了消滅富農的政策，才使這場爭論的是非得到解決。

周恩來在莫斯科參加完共產國際六大會議結束后，是于1928年11月上旬才回到國內的。

常委兼宣傳部長的蔡和森，剛剛回國就因在北方局工作中“左”的錯誤，造成順直省委的嚴重問題，從9月中旬開始，就向中央常委會檢查錯誤，在11月15日的政治局會議上被撤銷了中央政治局委員和中央常委會委員兼宣傳部長的職務，不久后到莫斯科學習去了。

這樣，在11月20日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李立三遞補為中央常務委員會委員，接替了原來由蔡和森擔任的宣傳部長、黨報編輯委員會主任職務。

在11月27日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決定周恩來去順直省巡視，李立三又接替了周恩來原來擔任的秘書長職務。周恩來于1929年1 月中旬才回到上海，又去處理江蘇省委的糾紛問題。

1929年2月初，蘇兆征從蘇聯(lián)回到國內，當月20日即病逝于上海。

后來項英又被派到中央蘇區(qū)去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