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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此存照:與李立三有關的幾件大事(2)

李立三之謎 作者:李思慎


汽車啟動后,坐在前排的李克農(nóng)這才轉過身來和李立三握手問好。

李立三指指坐在身邊的人說:“老李,這位就是劉伯承同志,交給你,好好送去。”

李克農(nóng)急忙伸過手來緊緊握住劉伯承的手說:“久聞大名,沒想到在這里和你幸會?!?/p>

劉伯承不動聲色地微微一笑說:“我也是今天才識廬山真面目啊!”

李克農(nóng)帶著劉伯承登上了開往南京的火車,在頭等車廂里,由于李克農(nóng)持有特種證件,因而巧妙地應付了特務的監(jiān)視和軍警的搜查,終于順利抵寧。

之三、李立三與中共早期無線電事業(yè)的開創(chuàng)

在李立三的革命生涯中,有一件鮮為人知的業(yè)績,那就是他對我黨的無線電通訊事業(yè)的從無到有,從小到大,以及一度遭敵人破壞后的恢復重建等工作,都做出了重要貢獻。

由于早在1918年李立三在程潛的軍隊中擔任師部文書時,就曾經(jīng)從事過破譯電碼的工作,并懂得編制密電碼。在李立三主持中央工作期間,為了加強中共中央與共產(chǎn)國際和在江西省的中央蘇區(qū)的秘密通訊聯(lián)絡,在黨中央的直接領導下,決定由張沈川、李強負責,在上海滬西極司非西路 (今焚皇渡路)??道?號租了一幢三層樓房,安裝發(fā)報機建立地下無線電臺。

經(jīng)過近一年的努力,我黨的第一套無線電收發(fā)報機于 1929年初冬由李強在上海研制成功,建立起我黨第一個秘密無線電臺,李強負責機務,張沈川負責報務工作。1929年12月又在香港設立了第二個秘密無線電臺,1930 年1月上海與香港開始通訊。1930年10月,在蘇聯(lián)學成的一批無線電臺工作人員相繼回國,同在上海培訓的報務員一起,先后被派往中央蘇區(qū)、鄂豫皖蘇區(qū)和湘鄂西蘇區(qū),在天津也設立了分臺。這些電臺,保證了中共中央同共產(chǎn)國際之間的通訊往來,也加強了中央對各蘇區(qū)工作的指導,發(fā)揮了重要的作用,對當時正在進行的革命斗爭作出了巨大貢獻。

李立三離開黨中央領導崗位去莫斯科后,張沈川等在上海遭敵人逮捕,由李強、毛齊華、伍云甫、曾三等繼續(xù)在上海設立地下電臺,堅持著黨中央與共產(chǎn)國際以及中央蘇區(qū)的通訊聯(lián)絡工作。

之四、李立三與“大同幼稚園”

李立三在主持黨中央工作期間,還做了一件功德無量的事,那就是創(chuàng)辦了中共中央機關的第一所幼兒園——也就是后來被譽為“紅色搖籃”的上海大同幼稚園。

1927年,蔣介石和汪精衛(wèi)先后叛變革命。在蔣介石“寧可錯殺一干,不可使一人漏網(wǎng)”的反革命囂張氣焰下,大批共產(chǎn)黨員和革命群眾慘遭殺戮或逮捕。僅4月至7月,遇難烈士就達10多萬人。許多人不得不逃亡或轉入“地下”,以積蓄力量準備發(fā)動新的革命。

在白色恐怖下,一批烈士的遺孤或革命者的后代流離失所,生活極其悲慘。

李立三主持中央工作后,為了保護和撫育好第一次大革命失敗后的烈士遺孤和革命后代,黨中央通過各種渠道千方百計尋找流落各地的烈士子女和革命者的后代,經(jīng)中共中央與蘇聯(lián)共產(chǎn)黨交涉,斯大林同意接受一些中國革命烈士的遺孤和當時黨中央領導人的子女,為中國革命培養(yǎng)一批接班人。比如趙世炎于1927年犧牲后,其夫人夏之栩帶著兒子趙令超,第二年又在上海生下女兒趙施格,生活在白色恐怖的包圍之中,中共中央決定并于1929年5月將她們母子三人經(jīng)東北送往蘇聯(lián);又如蘇兆征1929年2月病重住院,李立三、周恩來、鄧穎超、鄧小平先后到醫(yī)院看望。在其去世后不久,中央就把蘇兆征的夫人及女兒蘇麗娃、兒子蘇河清送往蘇聯(lián)。

1929年底,在李立三主持下,中共中央又作出決定:在上海創(chuàng)辦--所幼兒園,撫育好烈士遺孤和一些在上海的黨的領導人的子女。這個任務落到了地下黨員董建吾的肩上。

董建吾,1891年出生于上海青浦縣,從小就讀于教會學校,18歲時考入上海著名的圣約翰大學,畢業(yè)后,又念了兩年神學,成了一名正式的牧師。由于他熟諳教義,精明能干,又能說一口流利的英語和拉丁語,因此,很快就升任為上海有名的圣彼德堂的主持牧師。他有強烈的正義感和愛國心,在“要救中國,只有靠共產(chǎn)黨”的思想指引下,在中國革命處在最艱難的時刻,1927年由劉伯堅、蒲化人兩同志介紹加入了中國共產(chǎn)黨。鑒于他的牧師身份,黨中央安排他參加了中央特科的工作。因此,圣彼德堂就成了黨中央一個極其秘密的聯(lián)絡點。一身正氣的紅色牧師,神奇而出色地完成了黨組織交付給他的每一項使命。

董健吾接受了黨組織要他創(chuàng)辦一所幼兒園的任務,組織上只給他500元開辦費,顯然這是遠遠不夠的,他一面向教友募捐,一面托人賣掉在青浦縣的祖業(yè)幾十畝田產(chǎn),湊足了經(jīng)費,租下教友肖智吉醫(yī)生在戈登路(現(xiàn)江寧路)武定路拐角處的兩幢石庫門房子,購置了各種用具,聘請了可靠的工作人員,于1930年3月正式辦起了我黨領導的第一所幼兒園,取名為“大同幼稚園”,寓意于“世界大同”。為了不引起敵人注意,幼稚園以黨的外圍組織——隸屬于第三國際的中國革命互濟總會的名義主辦。因李立三從1924年起與國民黨左派元老、上海大學校長于右任同在國民黨上海執(zhí)行部共事(于右任是上海執(zhí)行部工人農(nóng)民部部長、李立三是工人運動委員會委員,上海總工會委員長),他就請于右任為幼稚園題寫了匾額,掛在大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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