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李莎是俄羅斯人,從小生長在莫斯科,從蘇聯(lián)來到中國后,不時想回去看看。這種對故鄉(xiāng)、對親友的眷戀之情,是人所共有的。為了來往方便,她一直持有蘇聯(lián)護照,保留著蘇聯(lián)國籍。這在中蘇關系正常時期,沒有發(fā)生過任何問題。但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蘇兩黨、兩國關系日趨惡化以后,對李立三來說,也隨之帶來了嚴重的后果。從某種角度上說,李立三“文革”中的悲劇,除了他是所謂“老牌機會主義分子”外,跟他這個“國際家庭”也不無關系。
早在1959年8月中共中央召開的八屆八中全會批判彭德懷時,林彪突然提出了一個十分敏感的問題:“彭德懷同志前不久訪問了東歐各國,一上山(即廬山)你就急于發(fā)難,是不是有背景?赫魯曉夫對你評價那么高,你答應了他什么?”有人借機直接誣蔑攻擊彭德懷“里通外國”,一向靠整人起家的康生靈機一動,立即寫信給毛澤東,把矛頭對準在蘇聯(lián)呆過15年又有蘇聯(lián)籍妻子的李立三,說李立三也是“里通外國分子”。
康生一下廬山,9月的第一個星期,就找李立三談話,把禍水向李立三潑去。除了抓住李莎的國籍問題大做文章外,還故技重演,重復1937年他在共產(chǎn)國際時對李立三的誣陷,借蘇籍華人郭紹唐之口,誣蔑李立三1938年在蘇聯(lián)坐牢時“對中國黨的同志隨便亂供”,再次加罪于李立三。
李立三面對康生向他發(fā)出的進攻,坐臥不安,于1959年9月10日給康生寫了書面報告,闡述了自己對有關問題的看法,就康生提出的問題,作出了回答。全文如下:[y1][y2][y3]
康生同志:
幾天前你和我談,要我勸李莎轉入中國籍的問題,我至今還沒有向李莎談過。這幾天來,我再三考慮過這個問題,有以下一些想法:
首先我考慮的是,究竟政治上是否有此必要?我想,李莎和我結婚二十三年多了,從來沒有發(fā)生什么政治上不好的問題,特別是她到中國來以后十三年多,耳濡目染,政治思想水平有了不少提高,對中國黨和中國人民的事業(yè)是非常熱愛的。雖然她對中國的某些風俗習慣,至今還感到有些不習慣,但是,她非常信服我們黨領導中國人民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勝利,并為此感到高興愉快。因此,我相信她在政治上不會發(fā)生任何問題。我又想,假如她在政治上不可靠的話,那么,轉入中國國籍也不解決問題,我就應當考慮同她的關系問題。但是,她在政治上不會有任何問題,我是可以完全保證的。
另一方面,她對蘇聯(lián)民族的情感是很深的。她是俄羅斯人,從小生長在莫斯科,一切風土人情都已養(yǎng)成習慣。因此,她至今常常想念故鄉(xiāng),總是想回國去看看(不過,她來中國后,十三年中只回去過兩次,這是因為來往路費困難,又不便呈向中央請求補貼)。她在蘇聯(lián)還有一些親戚(都是普通工作人員,沒有一個擔任負責工作的),和她通信的只有一個嫂子和兩三個同父異母姊妹。她有時還是很想念她們的,接到他們來信的時候,就感到愉快。因此,我覺得,如果向她提出要她脫離蘇聯(lián),加入中國國籍,她一定是不愿意的。如果勉強的話,可能發(fā)生很大的爭吵,甚至鬧離婚。如果政治上有此必要的話,我是會不顧這一切的。不過,我覺得政治上沒有這樣做的必要。并且我想,如果因為國籍問題鬧離婚,萬一傳到蘇聯(lián)同志的耳里,也會發(fā)生不好的影響。甚至她同意我的意見,轉入中國國籍,按照蘇聯(lián)法律,要辦脫離國籍的手續(xù),不管她提出什么理由,還是可能引起蘇聯(lián)同志的懷疑,似乎這也是不很好的。
她在這里,除了幾個中國同志的蘇聯(lián)愛人外,沒有和任何蘇聯(lián)人有朋友關系。十多年來,除了因回國辦護照等事情到過幾次蘇聯(lián)領事館外,沒有到過任何蘇聯(lián)駐華機關。蘇聯(lián)專家,包括和她一塊在俄語學院工作的專家,她與他們沒有任何友好往來。
我常說,我的家庭生活,是充滿矛盾和妥協(xié)的。矛盾是夫妻矛盾加民族矛盾(生活習慣不同),妥協(xié)是在生活習慣方面相互妥協(xié)。老實說,在這一方面我向她妥協(xié)得多。為什么能夠妥協(xié),不只是因為患難夫妻(我在蘇聯(lián)坐牢的時候,她的表現(xiàn)始終是好的),而且主要是政治思想上的一致。在政治方面,她是完全相信我的,這也是她熱愛中國黨和中國人民事業(yè)的主要原因之一。我常觀察她這種既愛蘇聯(lián)也愛中國的感情,這種感情在她內(nèi)心上并不是矛盾的。
上面這些想法,如果有錯誤的話,希望你給以指示。
另外,你那天說的,郭紹唐在八大前的來信說,他“在獄中沒有像李立三那樣對中國黨的同志隨便亂供” 。我想,你現(xiàn)在才把這件事告訴我,是不是你對我這個問題還有懷疑?你在那天會議上也沒有說郭是誣蔑。我向你申明,這完全是郭紹唐對我的誣蔑。我在蘇聯(lián)坐牢的時候,沒有任何“亂供”的事。恰恰相反,針對馬爾特維諾夫用國際干部部的名義寫的證明信,不僅誣蔑我而且誣蔑我們黨和黨的一些領導同志的話,我在獄中就進行了好幾個月的堅決斗爭。出獄以后,我就向共產(chǎn)國際監(jiān)察委員會寫了很長(240頁打字材料)的申訴書,控告和駁斥馬爾特維諾夫對我們黨的誣蔑。我記得恩來同志還參加過一次共產(chǎn)國際監(jiān)察委員會討論我的問題的會議,想必他會記得這些情況的。據(jù)說,共產(chǎn)國際有關中國黨的文件都送到中國來了。我想這個事實是可以完全弄清楚的?!奥愤b知馬力,事久見人心?!比绻悻F(xiàn)在對我還有什么懷疑的話,我敢說,你將來總會相信我是完全忠實于黨,忠實于中央和毛主席的領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