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孫海麟/主編       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張伯苓與孔祥熙曾有舊交。1918年4月在太原舉行的運動會上，身為總裁判長的張伯苓與前來接待的孔祥熙初次相識。1936年西安事變中，時任代理行政院長的孔祥熙曾電請張伯苓赴西安說服張學良釋放蔣介石，由此二人關系更近一層。1939年，孔祥熙因推進中國體育發(fā)展的“突出貢獻”而成為國際奧委會委員，他曾利用自己的地位和社會影響力，為在中國發(fā)展奧林匹克運動發(fā)揮過一定作用。正是基于上述私人關系和孔祥熙“關懷民族健康，熱心體育事業(yè)”，張伯苓才致函孔祥熙，懇請他盡量籌撥補助費，以維會務而利國民體育之推行。

不久，孔祥熙復函稱：“已飭財部增撥20萬元，并分行各機關知照矣?！睂τ谥腥A全國體育協(xié)進會日趨開展的工作，以及在全國開展體育活動的需要，這20萬元補助費是杯水車薪，不能解決根本問題。7月25日，張伯苓硬著頭皮再度向孔祥熙求援，其信函里一方面感謝孔祥熙“賜撥一次補助費20萬元”，另一方面懇請孔祥熙設法追加補助費35萬元。11月13日，孔祥熙復函，允諾再撥補助費10萬元，并加入下一年度預算。然而，據(jù)檔案記載，中華全國體育協(xié)進會并未收到這10萬元，孔祥熙給張伯苓開了空頭支票。

沒有政府的資金支持也要開展工作。于是，1943年10月1日，中華全國體育協(xié)進會舉行了第一次理、監(jiān)事聯(lián)合會議，決定在全國范圍內發(fā)起募集體育經(jīng)費500萬元的運動，會議推舉張伯苓、朱家驊、吳鐵城、張治中、沈鴻烈、商震、郝更生、馬約翰、董守義等9人為籌集委員。此后，協(xié)進會的經(jīng)費多由該會向社會和熱心體育人士募集而來，張伯苓等人就是在這種困難情況下苦苦支撐著中華全國體育協(xié)進會的生存和發(fā)展。

張伯苓、董守義等憑借籌集來經(jīng)費，率領著該會會員，主辦全國巡回輔導團，指導成立各地分會，會同重慶體協(xié)推行各種社會體育活動，編印中華體育通訊，審訂各項運動規(guī)則，協(xié)助各機關辦理體育比賽，會同策動體育界從事推動全國體育發(fā)展的重要工作?？梢哉f，正是由于張伯苓、董守義等的不懈努力和執(zhí)著追求，才使中華全國體育協(xié)進會工作不致停滯，才讓全國的體育運動在這血雨腥風、民族危亡的八年里日益勃興。

1945年8月抗戰(zhàn)勝利后，政府還都，中華全國體育協(xié)進會工作恢復正常，復員南京。復員后，由于人力財力的嚴重缺乏，該會所遭遇的困難實不在抗戰(zhàn)時期之下，但張伯苓、董守義等仍沒有一絲懈怠，一方面重與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建立關系，一方面與政府及社會熱心體育人士密切聯(lián)系，籌募經(jīng)費，一方面派遣該會干事分赴各地組織分會。在他們的努力下，不到一年，即先后在平、津、冀、穗等地建立分會十余所。一年后，又依靠各方捐款，在南京劍客路興建了辦公房和職員宿舍，還購置了兩架電影放映機，體育活動影片數(shù)十種。直到1947年初，一切準備工作就緒，該會才在新址正式開始辦公。

此時，張伯苓雖將主要精力投入到教育事業(yè)，但仍參與籌備參加第十四屆奧運會工作。1948年5月12日七屆全運會在上海舉行，該會也召開了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會議改選了理監(jiān)事，修訂會章，研討工作方案。

自1910年至1949年全國解放，中華全國體育協(xié)進會在北洋軍閥和其后的國民政府沒有任何財政投入的情況下，慘淡經(jīng)營了三十九年。正是靠了張伯苓、王正廷、沈嗣良、董守義等一批熱愛體育的有識之士，以堅定不移的信念和頑強不屈的毅力苦苦支撐，中國體育才能從無到有，從無機構到有組織，從國內到國外，從弱小到強大。他們功不可沒。

我國著名體育專家郝更生評價張伯苓的體育功績時說：“中國近代50年來的體育史，和張先生有不可分離的關系……數(shù)十年來，先生提倡體育熱忱，始終不懈，其精神感召和領導作用，對我國體育有不可磨滅的影響。我國體育能有今日的基礎，先生之功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