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的日本友人、《中國小說史略》的日文譯者增田涉，曾于1931年3月到12月之間，在上海跟魯迅直接交談，過從甚密。增田涉后來在《魯迅的印象》一書中回憶道：“初頭的十個月，每天午后在他家度過三小時及至四小時，到了傍晚，也常在他家吃晚飯?，F(xiàn)在談到他，大體是以當時的見聞做中心……”根據(jù)1931年這十個月間魯迅的交談，增田涉敘述了當時魯迅的收入與開支概況如下——

在中國僅僅靠稿費和版稅生活是非常困難的，這也只有像他(指魯迅)那樣出名的人才可能，一般的文學家要沒有教授、編輯等固定職業(yè)是不可能的。他的收入，據(jù)我所知，也僅限于版稅；稿費呢，像他那樣地位的也只是千字二圓，因為他寫的都是短文。不成問題，他說，稿費之類大抵讓和雜志社聯(lián)系的青年拿去，自己是一個錢也沒有拿。盡管這樣，竟然有人謾罵他，說他常寫短文是為了“花邊”(銀圓的鑄紋，也就是指當時一塊錢的銀幣)，他很憤慨，就利用了這個話，把當時的隨筆集題名為《花邊文學》。據(jù)我所知，他的收入是靠從前的書——主要是《吶喊》與《彷徨》繼續(xù)重印的版稅。版稅是二成五(即25％)，聽說那時候在中國是最高的。據(jù)說他一個月的用費需要四百圓，那時是昭和六年(1931)，日本錢一百圓約等于中國錢二百四五十圓。生活費二百圓，買書費一百圓，給母親的生活補貼一百圓?！f，周作人在北京，不照顧母親，所以我不能不匯錢去。母親跟他的前妻一道生活，他寄送生活補貼雖說不是沒有理由，但同樣住在北京的弟弟(指周作人)不稍微照顧母親的生活，卻是奇怪的事。而當時周作人在四個大學教書，收入不少，而且是可以從容寫作的身份。魯迅卻是被壓迫、被搜捕的不自由的人，尚且靠一支筆，繼續(xù)著真正的“惡戰(zhàn)苦斗”。只看他連窗口也不能靠近的日常生活，聽見只有他每月給母親寄生活費用，我對于周作人無論如何也沒有好感，盡管他寫作多么有名的隨筆說著漂亮話，但在為人上我是不喜歡的?；蛘?，其中也許是介在著周作人夫人(羽太信子)的緣故吧？而當初，周作人夫人從日本來的時候，魯迅給她娘家匯寄生活費的事，在《魯迅日記》里卻是記載著的。《魯迅思想研究資料》下冊，第456頁。

據(jù)《魯迅日記》所載的數(shù)字，則24年間魯迅共收入12萬多銀圓，約合1995年人民幣408萬元，2009年816萬元。而其中耗資13萬多銀圓用來購置圖書1萬多冊(幅)，約合1995年人民幣46萬多元，2009年90多萬元，平均每年耗資合1995年人民幣2萬多元，2009年4萬多元。后十年書款更多于前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