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劉建勛是出生在冀東平原的農(nóng)家子弟，而母親陳舜英則是生長在八閩重鎮(zhèn)福州的大家閨秀。母親的家庭是福州的名門望族“螺江陳”的后裔，祖上數(shù)代分別為乾隆、道光、咸豐年間的舉人或貢生，是一個典型的書香門第。我的外曾祖母林氏是民國初年社會名流林長民的妹妹，黃花崗七十二烈士中的林覺民和林尹民都是她的本家堂弟。我的外祖母方氏是另一位黃花崗七十二烈士方聲洞的侄女。

母親幼年喪母，童年隨父進京，后來她以第一名的成績考入北平大學工學院。畢業(yè)后，她先后放棄了留校任教和到美國深造的機會，毅然投身革命，在山西、河北等地參加抗日救亡運動，尋找黨組織。1937年8月，母親在山西太原經(jīng)李葆華批準加入了中國共產(chǎn)黨。

母親在太行根據(jù)地時，曾任中共太行區(qū)黨委婦委書記兼婦救總會主席。解放后，她歷任中共湖北省委婦委書記兼省婦聯(lián)主任、中南局婦委書記兼中南局婦聯(lián)主任、全國婦女干部學校校長兼黨組書記、中共廣西省委（后改為廣西壯族自治區(qū)黨委）婦委書記。自五十年代起，她就是全國婦聯(lián)的執(zhí)行委員。當六十年代初父親調(diào)到河南工作后，由于母親的身體不好，為了不影響全省婦女工作的開展，特別是考慮到當時河南黨內(nèi)的復雜狀況，父親就與母親商量，讓她干脆辭去省監(jiān)委副書記的職務。母親同意了父親的意見，徹底離職休養(yǎng)了。

大約是在1939年前后，在一次太行區(qū)黨委召開的縣委書記聯(lián)席會上，父親與母親初次見面。1940年，父親和母親在太行根據(jù)地結婚。此后幾十年，父親與母親二人相親相愛、互敬互重，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直至生命的盡頭。

在日常生活上，父親與母親始終關愛體貼。我清楚地記得，三年困難時期，家里飯桌上難得見到肉菜。偶爾有一小碗紅燒肉，他們除了給爺爺、奶奶夾外，兩個人常常是你夾給我、我夾給你的。父親是北方人，喜歡吃面食，吃米飯喜歡吃軟的；而母親是南方人，喜歡吃硬一點的米飯。兩個人時常互相遷就，都說想吃對方口味的飯菜。家里來了客人，如果不是老戰(zhàn)友、老熟人，父親只會叫一聲“陳舜英”，母親就從后面屋里出來與客人寒暄兩句。如果來的是老朋友，或者沒有外人的時候，父親就變得像年輕人似的，一進門就扯著嗓子：“（小）冬媽、（小）冬媽”地喊個不停。此時的母親，經(jīng)常是面帶著尷尬而羞澀的微笑，從我們身邊走過，迎上前去。

在我小時侯的回憶里，對母親的印象要比對父親的印象多許多。我打小身體就很弱，老是生病，學說話挺早，過了一歲還不會走路，再大點總算能走會跑了，卻經(jīng)常被小伙伴欺負。葉帥的小兒子比我大不了多少，他輕輕一推，我就是一個大跟頭。記得我很小的時候，母親就讓我單獨睡一張小木床，親手教我洗自己的小手帕、小襪子。我做針線活兒的基本功，最初就是母親手把手教會的。剛開始，她補襪子、釘扣子，就故意叫我?guī)退┽樢€，慢慢地就引起了我的好奇和興趣。大約是我到了五六歲時，母親經(jīng)常因病臥床，但她還會堅持著給我和鄧子恢伯伯、霍泛叔叔的孩子們講《西游記》，唱紅軍時代和抗戰(zhàn)時期的歌曲。我們這些小伙伴圍坐在床邊，聽得津津有味，學得咿咿呀呀。剛上小學時， 我上課不專心、愛說話，母親參加家長會后，就認真地找我談了一次，告訴我要努力學習、遵守紀律、聽老師的話。從那以后我就開始轉變了。等我都上了小學三年級，夜里還時不時尿床，尤其是到了夏天。母親急得不行，晚飯后，她帶著我上街，沿路問、沿路找，走了很遠很遠，終于從路邊小販手里買到了偏方小藥，其實就是一種生活在水里的黑甲蟲，好像叫什么水虱的。小販用五香鹽水煮熟了，就用報紙包著賣。挺好吃的，而且非常靈驗，沒吃幾次我就再也不尿床了。一直到我好大了，母親都堅持戴著花鏡給我剪指甲、掏耳朵。她老說我小，弄不好會出事。我知道母親疼我。其結果就是等到我自己有了女兒，也全部繼承了下來母親的做法，像她老人家當年一樣，我一不讓“妒忌”的妻子插手、二不顧漸長的女兒反對，執(zhí)拗地堅持著為女兒剪指甲、掏耳朵。而每當那一刻，對母親懷念感恩的無盡熱流，就會在我的心中升騰奔涌、久久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