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我者

謂我心憂；

不知我者

謂我何求?！?/p>

接下來全文分為七個部分，即何必說？（代序）、“歷史的誤會”、脆弱的二元人物、我和馬克思主義、盲動主義和立三路線、“文人”、告別。到目前為止，人們看到的《多余的話》都是抄件，據(jù)當時到獄中采訪瞿秋白的《福建民報》記者李克長（唯一的一次采訪）說，原件是寫在黑布面練習本上，用藍黑墨水的鋼筆書寫的。這“黑布面練習本”是否就是楊之華分別時給他買的黑漆布面筆記本？不得而知。又據(jù)說，瞿秋白在監(jiān)獄時就托人將原件寄到漢口一個親戚家。親戚是誰？寄到?jīng)]有？也不得而知。但是就《多余的話》的內(nèi)容來看，偽造是不可能的，它只能是瞿秋白所作。當然也不能完全否認，敵人為了自己的宣傳效果，對其進行刪改的可能。

關(guān)于《多余的話》的寫作動機、思想內(nèi)容、性質(zhì)等問題的爭論，可以說自瞿秋白寫完、特別是在國民黨的新聞媒體上公開后就開始了。從20世紀30年代到21世紀的今天，社會群眾、親朋好友、國共兩黨、專家學者，長期以來對《多余的話》的看法、評價、分析、研究，可謂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全面否定說、全面肯定說、既有肯定又有否定說、理解說、不理解說、“自我懺悔”說、“向黨檢討”說、“思想自傳”說等等，莫衷一是，難有定論。這恐怕正是瞿秋白這篇文稿的真正價值之所在。

筆者贊同理解說。與有些革命烈士臨終前留下的慷慨激昂的言詞相比，《多余的話》則顯得低沉、傷感和消極。在這篇遺書中，瞿秋白毫不掩飾、毫無顧忌地將自己心中的壓抑與矛盾和盤托出，暴露出真實的、沒有絲毫虛假的自我，留待后人去品評是非。瞿秋白臨死前的這篇內(nèi)心剖白之作，使因莫斯科的派別斗爭、六屆三中全會、立三路線、六四中全會以及批判“狄康”而連續(xù)陷入失意之中的他，又遭到黨內(nèi)許多同志對他新的誤解和曲解，甚至有人將其視作“叛變投降的自白書”，從而為他的生前死后抹上了一道濃濃的陰影。

本書認為，對《多余的話》，無論是消遣性的閱讀，還是追根探源的研究，有兩把鑰匙必須掌握。一把“鑰匙”是瞿秋白在《多余的話》的正文前引用的《詩經(jīng)》中的四句話：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另一把“鑰匙”是與瞿秋白革命生涯緊密相聯(lián)的俄羅斯解密檔案以及其他黨的文獻等。就是說，我們每個人在看瞿秋白《多余的話》之前，一定要知他、懂他。而要知他、懂他，就一定要了解他的革命經(jīng)歷，了解中國共產(chǎn)黨的革命歷史，了解中國革命的歷史。要做到這“三個了解”，就一定要看當時的檔案和各種有關(guān)文獻，讀他的原著。不知他、不懂他，不了解革命歷史，不讀檔案、文獻和他的原著，僅僅只看《多余的話》，是不能得出正確認識的。

其實，瞿秋白的《多余的話》是他在不正常的黨內(nèi)斗爭的政治環(huán)境中精神生活作負向運動的結(jié)果。長期不正常的黨內(nèi)政治生活，使他飽受“內(nèi)斗”之苦，對政治在一定程度上產(chǎn)生了厭倦感，有一種強烈的“角色意識”和“誤會心理”。但是同時他在精神生活中，又力求保持人格的獨立、個性的自由，在黨內(nèi)斗爭中順人而不失己。這種外曲內(nèi)直的生活，使他把自己的所作所為看成是“扮演一定的角色”。角色意識使他把自己的一生看作是“歷史的誤會”，于是一生的政治和文學業(yè)績引不起他的積極情緒，誤會心理使他在《多余的話》里不能實事求是地評價自己。

如果說瞿秋白曾經(jīng)心不由己，內(nèi)心一直活得很沖突很緊張的話，那么一旦被關(guān)進敵人的監(jiān)獄，他反而覺得“輕松自由”了。這是一種內(nèi)心矛盾的解脫。因此，他“心上有不能自己的沖動和需要”（引自《多余的話》），擺脫了一切思想束縛，心里怎么想，手上就怎么寫，直面人生，直面自我，進行靈魂上的自我剖析，寫下了反映他各種內(nèi)心沖突的《多余的話》。可以說，《多余的話》不是寫給別人看的，而是瞿秋白寫給自己看的，是他為自己的心靈而寫的。他不需要“原諒”，他需要理解?；钊死斫饣钊斯倘恢匾?，活人理解死人，尤其是那些成為歷史人物的死人同樣重要。更重要的是，他從容赴死，壯烈犧牲，用行動證明了他的《多余的話》不是“叛變投降的自白書”。

在對瞿秋白勸降失敗后，蔣介石電令將其就地處決。1935年6月18日，瞿秋白唱著《國際歌》，沉靜、安詳、毫無懼色地走向刑場，在長汀羅漢嶺的一塊草地上，面向敵人的槍口盤腿而坐，從容飲彈就義，給他短暫、激蕩、輝煌、坎坷的一生畫上了一個壯烈的句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