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我的良師益友

初一年級的英語教師是才從杭州之江大學畢業(yè)的林漢達先生。從他的《畢業(yè)紀念冊》看到他戴著學士帽的半身照片，真是相貌堂堂，風度翩翩，一表人才，令我油然起敬。他上的第一堂英語課，就給三十幾名十二三歲的初中生帶來了新鮮生動的學習樂趣。他站在講臺前向我們講道：“我來這里的第一個目的就是要使你們大家快樂。讀書是件樂事，愁眉苦臉，是什么也學不進去的。從發(fā)音到拼音，出了口的每一字母不單要吐音清晰，而且要講得順口，使對方聽得悅耳。為此，你們就要高興起來，用英文想：‘多么好聽！’”他繼續(xù)講：“英語是外來語，它不像國語能隨口而出。英語是從外面灌進中國人頭腦里去的，沒有形象可供揣摩。所以只能死背硬記?！队⑽慕虼返拿恳徽n文都要把它背得滾瓜爛熟，才能不假思索，出口成章?！彼f他相信我們一定能做到這一點。林老師這第一課給我們打開了學外語的扉門，它符合中學生強記博記的特點。這一年里，我們背熟了二十幾課的課文，掌握了構句的框架，特別是介詞用法、成語、不規(guī)則動詞，都靠死背。

林漢達先生不僅僅是位優(yōu)秀的英語教師，還是一位多才多藝的文化人。他會彈琴，在禮堂里有一架腳踏風琴，他輕觸那黑白相間的琴鍵，左右揮揚，風琴發(fā)出渾厚洪亮的音響，旋律于室內回蕩，我們?yōu)橹d奮歡躍；他會唱歌，領我們高唱各樣的歌曲，使我們有時慷慨激昂，有時肅然沉靜；他懂美術，帶我們背著畫架到江邊寫生，姚江上的飄忽的小舟在我們畫紙上張滿了風帆，鼓得像足月的孕婦，逗得人人仰面大笑，不能自禁；他還給我們當導演，教我們自編自演勞動者生活題材的話??；還讓我們舉行中文演說和英文背誦比賽，請校外記者、公立學校的教師等擔任裁判，他自己在最后一排端坐審聽。比賽前后詳細指導我們動作的姿勢、說話的節(jié)奏、文稿的撰寫技巧以及事前保持心理平靜的方法。他不迷信，不激進，不張狂，似乎從來不談時事政治，但偶爾也會流露出把基督教義和馬克思主義混為一談的意識。

林先生后來離校去上海世界書局任英語課文編輯，1949年前夕他從東北教育廳長調任燕大教務長。記得北平和平解放后的第一個月，他還是像往年一樣，耐心回答了我對基督教義和馬列主義是否存在著原則沖突的疑問。他給我講了段《圣經》上的“稗子的比喻”——“天國好像人撒好種在田里，在主人睡覺的時候，有仇敵來，將稗子撒在麥子里就走了。到長苗吐穗的時候，稗子也顯出來。田主的仆人來告訴他說，主啊，你不是撒的好種在田里嗎，從哪里來的稗子呢？主人說，這就是仇敵作的。仆人說，你要我們去薅出來嗎？主人說，不必，恐怕薅稗子，連麥子也拔出來。容這兩樣一齊長，等著收割的時候，我們要對收割的人說，先將稗子薅出來，捆成捆，留著燒，唯有麥子要收在倉里?！彼俏蛔R時務而又直言不諱，忠于歷史也忠于自己的人。

初二來了一位國文教師胡愷。據吳元章的記憶，這位老師似有較多的革命思想?？上氖┙虒ο筮€未到有志于學的年齡，心靈之花尚未綻開，難以領悟他的深邃的思想。后來高二時來了吳一峰先生，這位北方文人豁達開朗，既教我們說普通話，又教我們背誦《古文觀止》，盡心竭力教我們學會中文寫作。他寫得一手好字，給我寫了一大張孔子告子游“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歸，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yǎng)，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親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惡其不出于身也，不必為己。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的條幅。出于對他的崇敬，我把它掛在家里中堂墻上。那時，我家已從堰頭沿街隨時可以被臺風吹倒的江邊平房遷到對面“萬豐墻門”（北郊路13號）了。雖然也是沿街房屋，但有前后臥室，所謂中堂就是前間的臥室。我家從河弄口搬到北郊路堰頭一帶，離校舍不到一公里。最后遷至“章家房子”，那正是北郊路的終點，再邁步向前走去，就是“灣頭村”了。

我作為一個走讀生，就不能像寄宿生那樣過集體生活，與老師同學經常來往。一種孤獨感引發(fā)我愛慕寄宿生的心態(tài)越來越強烈，甚至羨慕他們睡的上下兩層的雙人床。我只能在他們起床之前，脫掉鞋子，雙腳踩在下層鋪上，跟睡在上層的同學好友說上幾句、抄個信就算實現了我莫大的心愿。有時就在夜色闌珊，大家猶在熟睡的時候，從墳頭上翻過墻去，與吳元章約定在教室里掛上一張被單，兩人共同秉燭夜讀。當人們起床時，我們已把全日的課文背熟了，做完了作業(yè)；白天里我們就有更多的自由活動時間。因此別人以為我們似乎比其他同學特別的聰明，我們自然也取得教師的特殊厚愛。雖然我們每天少睡了兩個小時，卻也取得比別人多兩個小時的成績。如果其他條件相等的話，這樣做，說明“出人頭地”這回事并不難！當時我們把它當作自我發(fā)明的秘密。

另一位也是最后一位國文教員是林朝翰先生，他原是上海滬江大學極受崇敬的老學究。他來到寧波對他來說是告老還鄉(xiāng)，而對我們來說，這位科舉時代的遺老從大學屈尊俯就中學則是我們學校的一種殊榮。由于我們的教師大多是他的學生，他也就有了特別崇高的地位。更何況他在大上海多年，穿戴服飾更顯氣度奪人，也就引起我們小地方人們的格外尊崇。他帶有現成的教材，是他在上海多年積累的古文自選集。他來校時，我已到了有志于學的年齡，對他所授的老子、莊子已能或多或少領會其中的精華所在，也足以開啟智慧之門了。受業(yè)于這位老師，我們才開始踏進中國文化的殿門，中學生心靈深處才開始發(fā)出智慧之神的閃光。我曾寫了一篇題為《無神論也是一種“宗教”》（意指“信仰”、“信念”）的短論，投給《時事公報》，居然被采用了。那是在唯物論剛剛播種于中國的時候，一個中學生受到林老先生的啟蒙而即興寫作的東西，且不論是謬種流傳還是正宗信仰，我的欣喜是不言而喻的。

像任何地方一樣，學校里也有反面教員。有道貌岸然追逐同學姐姐的無賴，有道德敗壞、誘奸童男的教練員，有叫學生“next next”照本宣讀，自己在教室里公然打瞌睡的外籍英語教員，有偷中學生筆記本當作大學講義的美國留學生，有用英語講解物理的半洋人，沒有一個學生能聽懂他講的萬有引力定律，沒有一門數理化課程能引起我們的興趣。唯有教生物學的劉譯永先生，他從河浜里取得阿米巴、草履蟲、灌草等單細胞微生物，告訴我們原生核是個啥模樣，這些尚能引起我們的好奇心理。盡管如此，他的篤學和敬業(yè)精神仍未能使生物學成為學生一門生動愛學的功課。這批日益成長的孩子后來大多被吸引到并醉心于愛國愛民的救亡運動之中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