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三載寒窗

我插班大二，進的是法學院的政治學系。雖然“法學院法律學系，于大學成立之時規(guī)定暫從緩設(shè)，以后也無從成立，直到抗日勝利。但學校對于法學理論之研究極為重視，認為法律課程為其他各系（如政治學系）所至關(guān)者甚多”；所以校中對于法律師資的延致、法律課程的設(shè)置，致力于維護與增設(shè)。我在政治學系三年修習了傳統(tǒng)的政治學課程。另外，我還選了經(jīng)濟系的財政學、經(jīng)濟思想史和銀行會計學三門課程以及一般院校法律系應開的幾門主課。在清華讀書完全改變了我在中學的習慣。可以說，我完全放棄了少年人的那種浪漫習氣，專心致志于基本功之訓練和修養(yǎng)之提高。這二者既是學校辦學的方針，也是我自始至終自我培植的著力處。

在這段時間里，我的思想和興趣有明顯又無根本的變遷。第一是讀書和愛國的矛盾統(tǒng)一，第二是專業(yè)的選擇。

蔡元培先生有句名言：“讀書不忘愛國，愛國不忘讀書?！边@句話是針對當時常有關(guān)于學生愛國運動問題的辯論而說起的。我似乎就把它當成圭臬了，既致全力于“死讀書”，又以胸懷大志，充滿熱血的一片“愛國心”自勉。

在當時（1932年秋至1935年夏）的年代里，外患緊迫，強敵入侵，國難方殷，日深一日。我年復一年地處于不知能否繼續(xù)學習下去的憂患之中。學校的方針似乎不是鼓勵救亡圖存的愛國青年，而是獎勵埋頭讀書的學生。1933年我榮獲了紀念清華學校第二位校長周寄梅先生獎學金。同年“上海寧波同鄉(xiāng)會”如出一轍，將籌建“四明大學”的全部基金發(fā)放到全國各大學中，獎勵成績優(yōu)秀的本鄉(xiāng)學生。這兩筆錢相當于滬江鄭老師答應的做生物學助教的報酬。我的“時虞匱乏”的負擔終于放下了，于是我就利用暑假寫了幾篇文稿投到《東方雜志》、《新中華》等刊物上發(fā)表，進一步增長了我先讀書后救國的思想感情。另外，自從國共分裂以后，國民黨愚民以逞封鎖消息，在我們一千多個學生中，大多數(shù)都成了不問時事、超政潮而獨立的“桃花源”中人了，的確是在一心一意地讀書和聽課，接受基礎(chǔ)知識的訓練。其間也有一陣子“驅(qū)逐某某教授”的煽動性風聲四起，但從來沒有引起我們的重視。當年清華政治學系正是最昌盛繁榮的年代，張奚若、錢端升、蕭公權(quán)、浦薛鳳、沈乃正、陳之邁等先生都是國內(nèi)有名望的飽學之士。另外還有蔣廷黻、劉崇宏、陳岱孫等有關(guān)系科的名教授給我們上課，哪有時間和熱情去過問不知內(nèi)情的所謂“國共之分”、“地方中央”之爭。在水木清華的校園里，我學習了柏拉圖的理想國，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學，洛克、霍布斯和盧梭的社會契約論，孟德斯鳩、邊沁、密爾等人的議會制度，英、美、法、德、瑞士等國的政黨政治。憲法、行政法、國際法以及經(jīng)濟系和歷史系的一系列課程，充分滿足了我的求知欲。

我在清華研習的課程確實是西學多于國學，但我并沒有一點忽視國情的意思。從30年代起，我已立下了宏愿，就是要為貧弱的祖國造就一大批遵紀守法、效率卓著的行政人員，并深信現(xiàn)代化的“公務員制度”只有在“民主”和“法制”的框架中才能建立起來并予以發(fā)展。這個理想直到目前（1993年）也還沒有實現(xiàn)，但我從沒有放棄過。為此，我在大學畢業(yè)以前就寫了兩本書：一本是與樓邦彥君合著的《歐美員吏制度》，另一本是《北平市民營公用事業(yè)之監(jiān)督》。前者于1935年在上海世界書局出版；后者作為本科畢業(yè)論文被保存在清華大學圖書館，最近取出復印一冊，送給了“中國行政管理協(xié)會”，作為“紀念”也好，作為“參考”也好，總是青年人一番嘗試，我想或許有助于今日仍在彷徨的年輕大學生。

毋庸諱言，我確實有過“先把自己鑄成大器”的狂妄思想，復有“出人頭地”的競爭意識。我承認自己的思想水平不高在于缺乏“階級分析”的能力，那是自然的。我生在動亂的年代里，“五四”運動興起之時，我才十歲，所受到的影響多半是胡適之先生的思想，連梁啟超先生的思想也微乎其微，至于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與“五權(quán)憲法”則早已成為官方的裝飾品，誰也未予重視。及至進了清華，綜觀我當時的思想面貌，實屬甘居中游。我既無武裝革命的愿望與勇氣，也不相信光靠標語口號、上街游行就能救中國于亡國滅種的災難，所謂“挽狂瀾于既倒”。我只知道一心讀書，首先充實自己，才能以言興邦，以文振華。我受左翼文學如蘇俄那類的影響少，受右翼文學胡適和易卜生那類的影響多。為此我這樣的人在解放后思想改造中所遇到的障礙甚多，任務也特別艱巨，是超過任何一代人和任何一種專業(yè)者的，也正因為如此，我才樂意接受批評和改造；也正因為如此，我也愿意自甘消亡。但我必須憑心指出：這種悲劇性后果不是我先天性的過錯，首先是我所處的環(huán)境條件所決定的，也是我“一心只讀圣賢書，兩耳不聞窗外事”的片面性、有限性的必然結(jié)果。不過我想，當時這樣做，如果能一直做下去，至死不變，忠于歷史，忠于自己，忠于社會，也不失是“一個人”的生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