漕運是一項季節(jié)性的工作，每年將糧食從南方運往北京稱“重運”，返回南方稱“回空”。在回空的半年時間，這些糧船水手們無工可做，只得在外靠傭趁（打零工）度日。舵工、水手們的生活十分艱苦，大臣李紱曾奏稱說：他在奉旨“催漕”時，看到漕船回空時遭到凍阻，舵工、水手們難以生存，“苦累難言，深可憫惻”。大臣林起龍也說：屯丁領(lǐng)運漕糧，冬出冬歸，過湖過江過河，殫勞涉險，備極艱苦。水手亦赤貧窮漢，一年每名止得身銀六兩，撐駕挽拽，泥水風(fēng)雨，使盡筋力。盡管如此，各級漕運及地方官吏還對糧船水手門進行層層盤剝。舵工、水手們苦于運弁、旗丁的剝削，“脊髓已盡，控告無門”。處于漕運組織底層的舵工、水手們，還要受到管理漕運大小官員的盤剝。官員對上隱瞞虛報，對下克扣加派。舵工、水手們叫苦連天。官員們不僅盤剝舵工、水手，對運丁也層層剝削，不僅領(lǐng)運官和押運官對運丁勒索，而且沿途催趲稽查官員及閘壩吏胥也要對運丁進行勒索，到達目的地通州后，倉場衙門和坐糧廳還要對運丁進行勒索。

運丁“有水次之苦，有抵通之苦”。所謂“水次之苦”包括：其一為“買幫陋規(guī)”。當(dāng)檢運時，需要行賄買幫，往往花費至兩三百金。其二是“水次陋規(guī)”，有衛(wèi)官、幫官常例，而且“名目數(shù)十，難以枚舉”。以致“船未離岸，已費五六十金”。負責(zé)糧船的旗丁等于向朝廷承包了全部費用，而漕運的“陋規(guī)”更加重了他們的負擔(dān)，為了賺取利潤，他們便把因繳納陋規(guī)所受的損失，轉(zhuǎn)嫁給舵工、水手。

乾隆年間清吏奏報查獲運河沿途官員向糧船索要陋規(guī)的賬簿時說：江西山頭幫旗丁棹上有南漕使用陋規(guī)賬簿，合計簿中自領(lǐng)運起至抵通州之日，銀兩土宜，每幫費至四五百兩。納賄之地、受賄之人俱有冊可據(jù)，有款可稽。由于船戶裝運糧食，要經(jīng)過無數(shù)道稅卡，有時運載的糧食還沒運到目的地，運費就已經(jīng)全部花光。所以，官府也承認(rèn)：運丁恣行不法者，皆由官弁剝削所致，如開兌之時，糧道發(fā)給錢糧，任意克扣，而運丁之都司，監(jiān)兌之通判，又多誅求；及至啟行，沿途武弁借催趲為名百計需索。在這種情況下，漕運水手們?yōu)榱松?，不得不建立自己的組織，同各級官員及運丁相對抗，以維護自己的利益。而漕運勞動的集體性，更促成了水手們對互助和建立組織的需求。不僅駕船需要集體的力量，就是通過閘也需要水手、纖夫的通力合作。每一幫船抵閘口，唯有通力合作，才能迅速通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