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jù)《清史稿》說，高宗本擬以和珅出任云貴總督，但考慮到李侍堯乃和珅所查處，若以和珅代李侍堯，將會招致非議。所以他令和珅在事情告一段落后，盡快回京復(fù)命。和珅接到高宗皇帝的圣旨后，喜不自禁。

他心中非常清楚，這次回京復(fù)命，必定可以加官晉爵。

果然不出所料，就在和珅由云南返京的路上，”喜報“接二連三傳至：先是擢和珅為戶部尚書，繼又命在議政大臣處行走。

乾隆四十五年（1780）五月，在春暖花開的日子里，已是戶部尚書、在議政大臣處行走的和珅回到北京復(fù)命。

他模透了高宗皇帝的脾氣：一是高宗對李侍堯已是深惡痛絕，所以有關(guān)云南的事情盡可說得嚴重些，這樣并不會觸怒高宗。

二是高宗對云貴二省的情況十分關(guān)心，借此機會有所建言，會加深高宗對自己的印象。

因此，和珅返京后，就云南的情形連續(xù)上了幾道奏章：“云南水昌府之潞江、普洱府之磨黑二地，向立稅口，禁攜帶絲、紙、針、綢出隘。但關(guān)外尚有滕越、龍陵、思茅諸處，地闊民繁，難免偷漏，請改設(shè)以收實效?！薄暗崾←}務(wù)，緣川省私鹽偷漏，味好價廉，致官鹽難銷，正課日虧。宜在川滇交界處，實力禁止……”“滇省私錢盛行，官銅缺少，請設(shè)法整頓……”高宗皇帝對和珅關(guān)于云南事務(wù)的建言，莫不“允行”，并且從心底贊賞和氏“果是個能臣”。

于是，又不斷委以重任。五月授御前大臣、補鑲藍旗滿洲都統(tǒng)，并且諭曰：“尚書和珅之子，賜名豐紳殷德，指為十公主之額附。

待年及歲時，舉行指婚禮。“與皇帝攀上了兒女親家，和珅的門第已到了為人臣的極處。

這一切，與和珅巧于投機、大稱帝意有密切關(guān)系。

六月以后，和珅職位一升再升，大超常規(guī)。先是授正白旗，領(lǐng)侍衛(wèi)內(nèi)大臣，復(fù)充四庫館正總裁，兼辦理藩院尚書事。

乾隆四十五年是和珅官運大盛的一年。通過奉旨查處李侍堯一案的機會，和珅迎合帝意，充分施展政治手腕，撈取了向上爬升的政治資本。這時的和珅，在朝中已是個舉足輕重的人物了。

透過這段和珅查辦李侍堯的文字，我們可以看到以下三點：在公門辦差，一定要摸清上司的真實意圖，據(jù)此制定辦差方略。用權(quán)力和智慧、才干漂漂亮亮地辦好差。通過上建言，提升差事的附加值。不但升官，還大幅度地積增了無形資產(chǎn)。從而，形成了”馬太效應(yī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