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感恩節(jié)假期，我和比爾跟哈佛大學的3個朋友一起到亞得里亞海旅游。我們乘坐的是從威尼斯出發(fā)的一艘意大利游輪。船艙很小，但干凈舒適，吃的東西簡直是價廉味美-要知道，整個5天的旅途只花了我們每人5英鎊（當時相當于25美元），還包含所有的花銷！我們在南斯拉夫的里雅斯特、扎拉、斯普利特和杜布羅夫尼克以及阿爾巴尼亞的都拉斯分別逗留了幾個小時，最后在意大利的巴里結(jié)束旅程。

我們從巴里飛到雅典，然后租了一輛車，驅(qū)車穿過伯羅奔尼撒到斯巴達和帕爾納索斯山，接著回頭沿科林斯灣到了德爾斐。我在雅典的布列塔尼大飯店的酒吧喝酒的時候，遇到了在哈佛以其深受歡迎的《圣經(jīng)》課而聞名的柯索普·萊克（KirsoppLake）教授。他邀請我跟他和他的妻子、養(yǎng)女乘夜間的船去薩洛尼卡。在那里，我將和他乘坐小船去圣山半島，他將在半島的正統(tǒng)寺院的圖書館里尋找手稿。這一邀請?zhí)T人了，叫人無法拒絕。

我原先希望到羅馬跟威廉·菲利普斯和他那迷人的女兒比阿特麗斯一起待上幾天，但由于我要跟萊克教授一起旅行，因此這部分旅程安排不得不縮短。幸運的是，我遇到了一位為洛克菲勒基金會工作、正在進行消滅瘧疾項目的昆蟲學家。他主動提出讓我晚上跟他同住在他的小房子里。那真是一個令人難忘的假期。

芝加哥大學

在倫敦待了一年以后，我急于返回美國，完成我在芝加哥大學的學業(yè)。該大學擁有全世界實力最雄厚的經(jīng)濟學師資力量，其中包括一些顯赫的人物，比如弗蘭克·奈特（FrankKnight）、雅各布·瓦伊納（JacobViner）、喬治·施蒂格勒（GeorgeStigler）、亨利·舒爾茨（HenrySchultz）和保羅·道格拉斯（PaulDouglas）。我在倫敦經(jīng)濟學院聽過奈特的課，覺得他在經(jīng)濟學上更為達觀的方式很令人信服。萊昂內(nèi)爾·羅賓斯對奈特很熟悉，鼓勵我到他的門下學習。雖然祖父曾經(jīng)幫助該大學的創(chuàng)建，但這一點顯然不是我選擇的首要因素。

在過去的50年當中，芝加哥的“經(jīng)濟學學派”由于堅定不移地提倡市場經(jīng)濟，堅決支持貨幣主義，贏得了不小的名聲。這些思想與米爾頓·弗里德曼（MiltonFriedman）密切相關(guān)-他的觀點如今已經(jīng)成了芝加哥學派的象征，即教條地堅持政府絲毫不得干預市場以及客觀的定價機制。弗里德曼還認為，經(jīng)濟活動應(yīng)當絕對地致力于利潤最大化，不應(yīng)當轉(zhuǎn)移注意力，涉足于屬于“社會責任”范疇的外部活動。

雖然弗里德曼后來加入了經(jīng)濟學教學班子，成了奈特教授和瓦伊納教授的助手，我敢肯定他們一定會拒絕被歸類到眼下所指的意義狹隘的“芝加哥學派”。在保持經(jīng)濟增長的最佳途徑方面，他們兩人都傾向于“市場的無形之手”，而不是政府的干預，但我相信，他們都會反對弗里德曼關(guān)于排除公司社會責任的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