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自動報價機終于與一塊電子顯示屏相連接，使整個大廳的人都可以同步看到正在打印的記錄單上的股價信息。但是，這次巨大的通訊進步也帶來了一個明顯的負面效果，那就是，隨著越來越多的經紀公司換成了電子顯示屏，自動報價機的記錄紙帶越來越少，以至于影響到了“紙帶游行”順利進行。直到今天，這種游行仍然深深地根植于紐約文化之中，人們舍不得將這個傳統拋棄，現在，在每次“紙帶游行”前，衛(wèi)生部都會給各個辦公大樓送去很多廢紙片，供人們在“紙帶游行”時拋灑，在游行過后還要花大筆的錢將它們清掃干凈。

1969年，在經過長達40年的討論之后，一家中央證券存放機構成立了，它旨在解決越來越嚴重的華爾街文件周轉問題，但是這一努力與實際中遇到的困難相比完全是杯水車薪。所以，盡管交易量在不斷上升，但后臺工作的混亂和為解決這類混亂而支付的高額成本嚴重影響了經紀公司的贏利能力，一些小經紀公司開始出現麻煩。但是，這時的紐約證券交易所還無權限制一些資質差的公司去從事新業(yè)務，除非是那些沒有滿足資本金要求或是違反了一些特定規(guī)則的經紀公司。在大部分情況下，交易所能做的只能是建議公司謹慎行事。

到了1968年1月，一家規(guī)模相對較小的公司—皮卡德公司（Pickard & Co.），由于無力應付龐大的交易量而被清盤。調查發(fā)現它涉及大量的違規(guī)操作—包括出售未注冊的證券和頻密交易（churning accounts，用客戶的賬戶進行頻繁交易以獲得更多傭金）。這家公司3 500名客戶的損失由1963年艾拉·豪普森公司倒閉案之后建立的特別信托基金（Special Trust Fund）全部賠償。在華爾街外，皮卡德公司倒閉案幾乎沒有引起任何人注意，但是到了這一年8月，紐約證券交易所已經將35家公司歸于“業(yè)務限制”之下，正如《財富》雜志（Fortune）所說：“這一措施是為了防止像皮卡德公司那樣的業(yè)務過載現象再次發(fā)生。”

即使是一些運營穩(wěn)健的公司也受到了影響，雷曼兄弟公司（Lehman Brothers）決定不再開設新的分支機構或雇用新的銷售員，潘恩韋伯公司（Paine Webber，不在上文所說的35家公司之內）自愿停止其廣告宣傳，并且提高了其客戶保證金賬戶的最低金額要求。

對資本金的更高需求最終打破了不允許紐約證券交易所會員公司向公眾出售其股份的傳統。有一種理論認為，在金融公司破產的時候，其合伙人要以個人所有資產負連帶責任，所以直到20世紀40年代，紐約證券交易所的會員公司都必須是合伙人制。后來，它們被允許采用公司制，但是公司的股票必須全部由私人持有。1970年的一項法規(guī)變革使得紐約證券交易所的會員公司可以對公眾出售股份，也就是說證券公司上市成為可能—而上市恰恰是自從18世紀90年代以來，幾乎所有其他行業(yè)的公司在華爾街上籌集資金的方式。1971年，美林公司成為第一家在紐約證券交易所掛牌上市的會員公司。

1968年的選舉使得共和黨入主白宮，但這并沒有使華爾街股市回升多少。面對經濟困境，理查德·尼克松①別無選擇，不得不沿用約翰遜②任內就開始實行的緊縮銀根政策，以抑制由越南戰(zhàn)爭及社會大福利方案③的“大炮加黃油”政策所引起的日益惡化的通貨膨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