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言：雜亂無章也是一種美

耿　立

這是最好的時代，這是最壞的時代；這是智慧的時代，這是愚蠢的時代；這是信仰的時期，這是懷疑的時期；這是光明的季節(jié)，這是黑暗的季節(jié)；這是希望之春，這是失望之冬；人們面前有著各樣事物，人們面前一無所有；人們正在直登天堂，人們正在直下地獄。

——狄更斯《雙城記》

 閱讀2011年的隨筆，腦子里總是纏繞狄更斯的這段話。這是讓人輾轉(zhuǎn)不寐的話，一想起心里就有莫名的躁動，骨子里仿佛添加了別樣的物質(zhì)。狄更斯這話頭本來是對法國大革命而言的。那是震蕩的時代，那是血與火的時代，是方生方死，是絕望時希望，是血污與啼哭，是產(chǎn)床與墓碑，是破壞與打碎也是祈禱與重建。在大變革的時代必有大撕裂，在血水里浸泡，在沸水里蒸煮，在清水里滌洗。但是當下呢，我們身處的當下，這是怎樣的時代？怎樣的時期？我們心緒茫然，真不知如何命名這種情緒：是說愛還是言恨。你要愛這個時代就托生在這個時代吧，這是天堂；你要恨這個時代就托生在這個時代，這是地獄。但無論是愛或者恨，你無法脫離這個時代，你已經(jīng)綁定在這個時代，就像我們不能自己揪著自己的頭發(fā)脫離地球。同樣，我們的身家性命，我們的父兄姊妹，我們的妻兒，都綁定在這時代，但即使如此，你就能說我們愛這時代？真的是想說愛你不容易。

誰為辛亥革命結(jié)賬？

2011年是辛亥百年，我們身處其中，看到了很多的熱鬧的慶典，看到了很多舉止都指向了百年前的把滿清打個大洞的第一槍，當然也有很多的文字自然會牽扯到那年的人與事。瞿駿的《文明的痛苦與幸?！方o了我們別樣的解讀，他從孫中山的話“欲求文明之幸福，不得不經(jīng)文明之痛苦，這痛苦就叫做革命”說起。但是經(jīng)歷文明之痛苦，一定就會有文明之幸福嗎？看看20世紀上半葉中華大地血流成河，你會想到一個成本的問題，整個國家如架在熱鏊子上，翻來覆去，先是鬧騰義和團，廢八股，接著是革命黨人屢敗屢起的流血暴動和暗殺……種種苦痛遍被華夏。期待的“共和政體成，專制政體滅”的果子落下了，然而“文明之幸?！辈]來到，人們還是像等待戈多，翹首代之。辛亥革命之后的夜更沉了，民族的危機更重了，其后的動蕩是否仍要記在辛亥革命的頭上？1911年、1928年、1949年三場革命相距不過三十八年，如同鏊子上翻滾。在這進程中我們看到的是前人所謀的“幸?！狈堑珜笕怂\的“幸?！焙翢o裨益，反而成了欲除之而后快的“痛苦”。往往當宏偉目標還是海市蜃樓時，已有的努力與建設就被掃進了歷史的垃圾堆。革命結(jié)果呈現(xiàn)出的是“城頭變幻大王旗”的復雜面相，民族類如飄蓬，百姓輾轉(zhuǎn)溝壑，過后思量：辛亥革命只是推翻千年帝制建立民主共和的符號，龍旗是撤下了，共和的口號也喊了，雖然我們也有了民主體制，但很多的封建的鬼魂和因子還殘留在我們的血液里，如現(xiàn)在很多餐桌上農(nóng)產(chǎn)品殘留的農(nóng)藥一樣，帝國的陰魂和陰氣還在彌漫著。在辛亥革命百年時回望辛亥革命，人們不禁感慨革命不是首要的，首要的還是在啟蒙。

對辛亥革命深刻反思的還有張鳴，2011年他出版了《搖晃的中國》，張鳴認為一次偶然的倉促的武昌首義竟然推倒了在這個大地上如同鬼魂一樣纏繞中華民族的兩千多年的帝制。但將辛亥革命的勝利只是簡約地歸結(jié)于偶然事件顯然太不負責任，也太輕巧，但我們追問的是：100年前的中國果真擁有建設共和與民主的條件嗎？共和的產(chǎn)床真的已經(jīng)鋪好？奶粉尿布都已齊備？張鳴將“鏡頭”拉回到那個紛亂、搖晃的中國。張鳴認為，武昌起義前的中國處于改革時期，是有史以來最認真的改革——1903年至1911年的新政，總體上看效果不錯，財政狀況好轉(zhuǎn)，當時的中國局面有了一定改觀。1911年國家財政收入超3億兩白銀，各省都有結(jié)余，而湖北結(jié)余最多，有4000萬兩存款。

張鳴說，辛亥革命前，清朝進行政治改革——預備立憲，媒體也成氣候了。但1911年5月成立的皇族內(nèi)閣，13個閣員旗人占9個，漢人4個，全國大嘩。湖北咨議局議長湯化龍到京抗議，滿清親貴收權、收回地礦鐵路資源的倒行逆施，很不得人心，得罪很多最不該得罪的人，引起地方強烈反彈，也葬送了新政。“最有力量的士紳立憲派從支持朝廷轉(zhuǎn)為反對朝廷”，立憲的失敗和革命的成功都充滿了偶然性和必然性，與整個社會不斷變換的歷史背景相關聯(lián)。張鳴告訴大家：今天紀念所謂“辛亥革命”的精神不是希望它搞起義，而是反思為什么不能和平轉(zhuǎn)型。

問世間，義為何物？

王開嶺是一個心存文學而背對文壇的言者，他向來不把文學看成多重要的經(jīng)國大業(yè)之能事，他追求的是一種簡約，一種“有限的表達”和“節(jié)制的表達”。用他的話說，在一個表達泛濫、耗紙成災的時代，寫得短、寫得簡，甚至寫得少，對自己、對讀者，都算一種美德，但開嶺的每篇文章都有著他思想的胎記，文學是業(yè)余的事，把思想當呼吸。他說過一段很有意思的話，看似對愛和文學的不恭，其實大有深意焉：“我永遠不會把文學當成職業(yè)來做，好東西你一定要把它留給業(yè)余，就像愛情是業(yè)余時間里的事，老婆孩子也是業(yè)余時間里的事。”

王開嶺的《一個守墓家族的背影》也是他文章一以貫之的風格，讀來讓人蒼涼貫骨，悲慨滿腹?！爸伊x”這個詞曾經(jīng)多么明亮，在水滸好漢的身上，那是用血維護用血洗滌的詞。憑借忠義可在江湖世界找到知己，就如一個偉人說的，憑借著國際歌的旋律可以找到無產(chǎn)者一樣，但“忠義”這個詞在現(xiàn)代卻是一個蒙塵的詞，忠義的血脈在現(xiàn)代被斬斷，不義背叛成了家常，就像思念被說成犯賤，忠義稀薄得成了一張粉連紙，吹彈可破。

袁崇煥蒙冤被千刀萬剮，被愚氓的皇城根下的人爭先碎肉啖下，而他的佘氏仆人沒有盲從，對其不離不棄。以一個仆人的判斷為袁崇煥在心底矗立了一座紀念碑，而當時的如此舉止是要冒滅門誅族的大風險。不但仆人，而且仆人的后人，一個家族三百年間，從晚明到現(xiàn)在，生于守墓，逝于守墓，繼承守墓，好像走上了一條無盡的不歸路，這規(guī)矩在佘氏家族代代相傳。370多年，這個家族共17代人恪循祖訓，滿懷忠義，棲息在遠離祖籍的北京廣渠門的皇城根下，守著袁崇煥的墓，也守著逝去的一代代先人，他們心底守著先人心底守著的東西。袁崇煥的墓，就是佘家人的出發(fā)地和歸宿。開嶺義憤地說：佘義士做的不是一件私事，而是公事。這件事，多多少少替歷史挽回了一點兒面子。即便如此，若說佘義士代表“我們”，代表群眾的“大多數(shù)”，那也讓人汗顏，說明“我們”的臉皮太厚了。既然風險是一個人的，榮譽也應是一個人的。

是啊，我們的歷史沒這個家族是寂寞的，有這個家族更寂寞。這樣的家族在歷史上注定是在邊緣，生存的邊緣，歷史的邊緣；這個家族注定人丁不旺，就像堅守忠義的人丁一樣不旺，這只隊伍何曾被壯大和擴編過，永遠只是孤苦伶仃，形單影只。

但這墓現(xiàn)在尷尬到搬遷，一種精神被攔腰截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