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痛苦與幸福

——對辛亥革命的一個解讀

瞿　駿

《十月圍城》散場在即，敵我雙方奮力廝殺、幾經纏斗，犧牲了數(shù)十條性命后，神秘的中山先生終現(xiàn)真容，告訴我們說：“欲求文明之幸福，不得不經文明之痛苦，這痛苦就叫做革命?！贝苏Z的確切出處筆者至今尚未找到，盼有識者教我，但能歸入中山名下應大致不差。如推演其內在邏輯，實是列寧革命論中“為求達到目的，不得不付出代價”的中國版本。因此這套邏輯適合于職業(yè)革命家的宣傳與鼓動，如比照辛亥革命的歷史實態(tài)，則頗有些不相鑿枘。

在筆者看來，辛亥革命得益于“文明之幸?！碧帉嵲诓簧?。如無線電報、火輪船、印刷機、蒸汽機車等技術發(fā)明，反清的民族主義如何四處傳播，使閱報讀刊的少年們心痛、震顫、血枯、淚竭，進而“日事制造利于革命之新聞”，讓“清吏震驚，黨人氣盛”。如無清末的預備立憲、地方自治等政制改革，張謇、湯壽潛、譚延闿等本該是“國之柱石”的人物又怎有能力反戈一擊，由“各省響應”之帶頭大哥再變?yōu)椤懊駠獎住?。更不用說創(chuàng)建于新政之中的各省、府、州、縣學堂培養(yǎng)出的新軍、新學生。正是他們與不少畢業(yè)于速成科的留日洋學生直接構成了革命之血肉。難怪胡先回憶說：“辛亥革命之秋，嘗見市上有一種極可笑之圖畫。以張文襄派遣學生出洋為有心顛覆清室張本。”

以上種種恰恰呼應了托克維爾在《舊制度與大革命》中一最發(fā)人深省之觀點：革命如何從以往事物中自動產生？從這個意義上說有些“文明之幸?！闭切梁サ恼匾?，而非辛亥之結果。再看“文明之痛苦”，辛亥革命后，被稱為“北洋軍閥時期”的那十幾年可能至今在大多數(shù)人心目中仍是個中國近代史上的黑暗時代（盡管近年來人們認識已有所變化）。從國體之爭的“共和危機”到邊陲思分的民族危機，再到凄苦無靠的民生危機，那個時代從某個側面望去確如魯迅所言的“鐵屋”，覓不到一扇可以透氣的窗。連孫中山都承認：“一般平民心理上，多謂革命黨從前說的，革命后人民有多少之幸福，不革命有如何的危險，都是一種騙人的話?！笨梢娊浳拿髦纯啵幢鼐陀形拿髦腋?。要繼續(xù)追問的是這些危機究竟從何而來，與辛亥有怎樣的關聯(lián)？至今仍根深蒂固的解釋是：如果辛亥革命不軟弱、不妥協(xié)、夠徹底，似乎就能避免上述危機。這里且不說不徹底的革命是否就比橫掃一切，打倒所有的革命更需要詬病，就連看似為定論的“不徹底”亦可重新討論。

辛亥前十余年實已是一個變得太劇烈的年代。如為士紳產生畫上休止符的廢科舉，不少論者皆以為其影響要比革命還大得多。丁文江在一九一二年給莫理循的信中則感嘆：“見到我國的姑娘們用一雙天足走在街上，登上有軌電車，坐在餐館里吃飯……對于像我這樣一個深深懂得十年前——僅僅是十年前——那些可怕的清規(guī)戒律的人來說，純屬嶄新的生活！”而《時報》上廣為人引用的“共和政體成，專制政體滅；總統(tǒng)成，皇帝滅；新官制成，舊官制滅；新教育興，舊教育滅；陽歷興，陰歷滅……”等一系列“興滅”現(xiàn)象也能看出清末變革與辛亥革命疊加所造成的從政治、文化乃至民間習俗的巨大變化，不過這些變化同時就是日后危機的根源，如軍閥的興起可上溯至北洋與各地新軍；清末從洋務到新政的改革就已少見對“民生”的體恤；滿人王朝覆滅，一套依據不同族群來區(qū)別治理的邊疆控制技術亦隨之消亡等等。

當然變化“徹底”的程度隨地域和人群的不同而差異甚大，以袁世凱稱帝事為例，顧頡剛就注意到當時“一般社會”以袁稱帝為“英雄事業(yè)”，“太息其垂成而失”。據顧氏分析是因為在這些人腦中“世界進化觀念沒有一毫一乎的存在”。知識人有如此看法，于是就出現(xiàn)了總拿來作辛亥不徹底例證的阿Q與“柿油黨”之類的故事。其實只要把眼光稍擴展至魯迅亦未見的后續(xù)歷史，就會發(fā)現(xiàn)通常被認為徹底的革命，阿Q們的痕跡也一樣不少。如一九四九年六月，底層因抗捐而起的民變中會冒出“打倒蔣介石，活捉毛澤東”這樣政治極不正確。卻很難歸因于“反革命分子”煽惑的口號。即使是真正的煽惑，其運用的資源雖不乏“第三次世界大戰(zhàn)將至”等新信息，但亦有相當多的“舊物”。一九五〇年美軍仁川登陸的消息傳開，江蘇吳縣城根就挖出了當年頗為辛亥推波助瀾的燒餅歌訣以證新中國將“亡”。而在土改中對貧雇農最具吸引力的除土地外，還是“寧式床”的誘惑——地主的浮財、底財。可見，革命雖斗轉星移，升斗小民仍是基本不太理會何為世界進化，何為真正的革命。對他們來說生活境遇是政治好壞的標準，怪力亂神則深深鑲嵌在其日常生活之中。因此對他們的塑造對歷次革命的發(fā)起者而言成了一項長遠而艱巨的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