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馬寅初在《新建設》上發(fā)表的這最后一篇措辭悲壯的文章中，沒明說曾勸他退卻的“另一位好友”是誰，但是我們不難推斷出他是周恩來。雖然我們今天已不能知道周恩來當初具體是怎么勸馬寅初的了，但是我想一定不會是勸他向真理作違心的背叛吧？周恩來一定明白，馬寅初作為一個學者，維護自己學術(shù)的尊嚴當然并沒有錯，但這種維護并不是在真空之中。就算是你發(fā)現(xiàn)并握有了真理，但任何真理都是相對而存在的，如同“日出曬場”，這不錯，是真理，但是如果“日出”了，沙塵也起了，霧霾也來了，是不是還一定要“曬場”呢？這就值得考慮了——是不是等沙塵、霧霾過去了再曬？是不是干脆明天再曬？更何況政治氣候遠比自然天氣要復雜得多，為什么非得在今天“單槍匹馬出來應戰(zhàn)，直到戰(zhàn)死為止”呢？我想周恩來對他的規(guī)勸一定是出于這樣的前提吧，一定是勸他稍作變通，就此下個臺階！至于為什么要這樣，我想以周恩來的位置終究又不便向馬寅初明說，他一定是希望馬寅初能自己悟得。但是遺憾的是馬寅初終究沒能悟出其中的原因和道理，所以他終究不能沿著這個許多人希望他走的臺階走下去，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只好對不住周恩來這位救過他命的朋友。這讓我們今天據(jù)此不難看出，二人相比，周恩來是政治家，而馬寅初不是——雖然一生熱衷于參與政治，但他終究只是個經(jīng)濟學家，只是個學者——一個令人尊敬的真正的學者。

六

批判馬寅初的錯誤是個事實，中國“多了三億人”的失誤也是個事實，但這兩個事實并不構(gòu)成因果關系，至少是不完全構(gòu)成因果關系。因為即使在“批馬”的時候，中國也并沒有完全放棄計劃生育工作。當然其間也曾有間歇性的放棄，但那也不是因為“批馬”，而是另有原因。恰恰相反的事實是，由于長期的努力，中國人口自然增長率逐年下降，到1977年凈增人口從1971年的1950多萬，減少到1100萬，6年中少增加了3100多萬人，自然增長率下降了11.3％，70年代人口平均增長率比50年代和60年代減少了3.1個千分點。但由于這是從6億人口這樣大的一個基數(shù)上的努力，盡管中國實行了幾十年的計劃生育政策，但人口的緩解必定是一個幾十年甚至于上百年的過程。了解了歷史的真相后，我們應該可以很清楚，一些人和西方輿論說，是因為毛澤東的意識造成了今天中國的人口問題，這是并不符合實際的。

今天，馬寅初之所以還常被人提起，且一旦提起人們總肅然起敬，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那種“單槍匹馬出來應戰(zhàn)，直到戰(zhàn)死為止”的精神在今天的學者身上太缺乏了，與馬寅初的“固執(zhí)”相比，我們今天的學者又太會“變通”了，以至于見風使舵幾乎成了他們的一種本能，在他們那里，什么學術(shù)的尊嚴和學術(shù)操守，似乎都已在權(quán)力和金錢面前放棄殆盡。正是這樣，我們的確還是應該向馬寅初獻上我們的全部尊敬。

1979年9月11日，中共中央正式批準北京大學黨委《關于為馬寅初先生平反的決定》，9月14日上午，北京大學黨委召開了為馬寅初先生平反的會議，9月15日經(jīng)中共中央批準，馬寅初任北京大學名譽校長。只是此時馬寅初已是98歲高齡，無力再作演講了，否則，我想他一定會再到北大，為自己的政治復出和學術(shù)新生再作一場演講的吧！

（《悅讀MOOK》（第二十卷）：褚鈺泉（主編）.二十一世紀出版社.201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