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語學習的第一個難關是識字，最初的蒙學書就是出于識字的需要而產生的，后來才發(fā)展出其他兼有的內容。無論蒙學書兼顧結合的是什么內容，識字仍然是教學的一半目的。從幼教的角度，重復本是有利兒童記憶的。以識字為目的的字書，則以字不重復為好，因此才有以一千個不重復的字編成《千字文》，且成為名作。另一本與《千字文》同樣流行的蒙學書——《三字經》，已不是單以識字為目的，有品行倫理教育的作用，即使如此，而復見達五次的字仍不及十分之一，一千多字有八百多為生字。陳東原《中國教育史》頁314，臺灣商務印書館，1976年 。由于識字的逼切要求，如何盡快記認清楚基本的字變成一大目標，經過漫長的時間，蒙書總結出的經驗是：針對中國孩子的學習情況，形式上要用韻語短句。早至漢代史游的《急就篇》，就已是三、四、七言的韻語。自唐代《蒙求》以來的蒙學書大抵都采取對偶、押韻、句子短的形式，兒童易記易背，可以讀到瑯瑯上口。直到1909年商務印書館為新改四年制的初高等小學編國文教科書，仍是用韻文，以便于朗誦，這套書出版后獲一致好評。鄭逸梅《清末民初的教科書》，見《逸梅隨筆》，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韻語短句形式的課本何以特別合乎漢字學習入門的需要，張志公分析甚詳細：

傳統(tǒng)語文教育的步驟先是識字，其次是基礎的讀寫，第三是進一步的閱讀訓練和作文訓練。

這三個步驟的安排，照顧了漢語不同于拼音字的特點。拼音字可以學完字母，就一邊識字，一邊閱讀，在漢語學習上，要能整句整段地閱讀，先要認識一定量的字，而識字的方法是一個一個認。識字和閱讀既然有這樣的矛盾，傳統(tǒng)的解決辦法就是集中識字。由于漢字形態(tài)變化少，造字規(guī)律明顯，有很多合體字，尤其是形聲字，所以集中識字是有可能的。

在集中識字的階段，背誦是最快速的方法，也配合了小孩子記憶力強的能力。為利于兒童記誦，古人又充分利用漢語的有利條件，用整齊的韻語。

正因為識字是掌握知識之始，在非拼音字的漢語中又有較大的困難，因此好的識字方法和識字課本十分迫切，早在周代已有教學童識字的課本——《史籀篇》。解決認字困難的努力，已歷經兩千年，故此積下來的識字蒙學書豐富多彩。由以識字為主，如《倉頡篇》之類，發(fā)展到既可識字，又容易記，同時傳授許多歷史、修身、成語、典故的知識。還為非科舉應試者發(fā)展出特有的識字書。這些韻語蒙學書所提供的，已不是排列無序的一堆字，它們?yōu)榱邭q、說話早已很完整的中國孩子提供知識，他們不必在集中識字時，讀一些比他們的認知程度幼稚的內容，像“大狗叫，小狗跳”等。要小孩讀成人的書，固然不利于小孩的智育，要小孩讀比他們年齡小的書，對他們的心智也是另一種窒礙。見張志公前引二書。

識字的努力到了近世仍然持續(xù)，五四反傳統(tǒng)健將、關心文字改革的陳獨秀晚年編《小學課本》，就是迫切于如何盡快使孩子識字而寫的未完之作。廢除漢字，改用拼音的主張，也是識字問題的另一種解決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