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關于輿論的批判性。

按照哈貝馬斯的看法，公眾輿論“指的是有判斷能力的公眾所從事的批判活動”，對于公眾輿論的核心特征在于批判性這一點，中國的知識分子們的認識有一個變化的過程。大致而言，在19世紀末之前，無論是洋務士大夫，還是維新士大夫，都還停留在傳統(tǒng)民本主義的框架之內(nèi)，將報紙的功能僅僅看做君民之間“去塞求通”、“耳目喉舌”、“通上下之情”的工具，批判性相當弱。進入20世紀以后，中國的公共領域的參與者們，對輿論的認識有很大發(fā)展，突破了民本主義傳統(tǒng)，將輿論的功能與現(xiàn)代民權概念聯(lián)系了起來，因而也具有了鮮明的批判性。

在這方面，梁啟超是那個時代最有見識的思想家。在20世紀初中國思想界的民權狂潮中，多數(shù)人都重視政治層面的變革或革命，相信制度的民主化可以拯救中國。但梁啟超發(fā)現(xiàn)了比政治改革更重要的問題，即如何造就輿論，為政治權力提供合法性基礎和監(jiān)督職能。為什么民選的政府還需要輿論的監(jiān)督？梁啟超指出，因為人性不能盡善，政府受民眾委托，授予全權，即使是圣智當政，也不免濫用職權。即使有立法、司法權的獨立制衡，以及政黨制的對立，力量仍然薄弱，需要輿論作為后援。言論和出版自由，是一切自由之保障，報館就是借助這兩項自由，實行對政府的監(jiān)督。在梁啟超看來，報館作為獨立的輿論機關，“非政府之臣屬，而與政府立于平等之地位者也”。不僅如此，報館的地位還高于政府，因為政府只是受國民委托，是國民的雇傭，而報館代表著國民的公意，所以報館視政府如同父兄之視子弟，負有教導批評之職責。

這是梁啟超1902年的看法。到1910年，他對輿論的認識更加明確了。他進一步指出，“凡政治必藉輿論之擁護而始能存立”，因為輿論代表了多數(shù)人的意見，是多數(shù)人意見的公開表達。真正的立憲民主政治，就在于尊重每個人的獨立意見，并讓他們堂堂正正地表達出來。在他看來，“輿論者，天地間最大之勢力，未有能御者也”； 所謂立憲政治，就是輿論政治。梁啟超對輿論功能的認識，已經(jīng)相當接近現(xiàn)代公共領域的批判性觀念，他的思想后來被中國的輿論界所繼承，成為民間輿論的共識。

第三，關于代表公共利益。

按照哈貝馬斯等當代共和主義思想家的看法，公眾輿論應該代表社會的公共利益和公共意志，這樣的公共意志或公共利益，不是個人意志或個人私利的簡單總和，而是每一個公眾超越各自的利益所限，從公共的角度所理解的共同利益，最后通過公共討論和辯論所形成的共識。

關于輿論應該代表公共利益這一點，有意思的是，也是現(xiàn)代中國公共領域參與者們的共識。梁啟超早在1901年就指出，作為輿論代表的報館，必須有一個最高的宗旨，報館的宗旨不在牟利，也不在媚權，而是“能以國民最多數(shù)之公益為目的”。公認的現(xiàn)代中國新聞史專家和新聞學家戈公振在其名著《中國報學史》中，也明確說：“民主政治，根據(jù)于輿論；而輿論之所自出，則根據(jù)于一般國民之公共意志。報紙者，表現(xiàn)一般國民之公共意志，而成立輿論者也。”

不過，每一個人都是有私利的，如何才能使得輿論代表公共利益，而不是私人意見的總和呢？在西方共和主義思想家看來，當個人作為公眾發(fā)表意見的時候，他不是從自己的利益，而是從個人的信仰或良知出發(fā)，考慮何謂公共利益，這樣，良知最后變成輿論，不同的信仰之間有可能形成共識，形成公共意志。在這方面，梁啟超與共和主義思想家所見略同。為了保證輿論能夠代表國民之公意，梁啟超對個人的輿論提出了若干要求，其中他特別強調(diào)必須有“真誠”和“公心”，不是以私人的利害關系，而是從國家利害考慮問題，“各憑其良知之所信者而發(fā)表之”。這樣的看法，在相當?shù)某潭壬希蔀楝F(xiàn)代中國新聞從業(yè)者的職業(yè)道德標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