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人和講求實際的政治家通常認為這些行為與動機問題太復雜且深不可測。行為定義根據(jù)結果判斷權力，但決策者需要在行動前對未來進行預測以指導行動。因此，他們經常簡單地把權力定義為能產生結果的資源。按照這種定義，如果一國擁有較多的人口、較大面積的領土、較多的自然資源、較強的經濟和軍事實力，且社會較穩(wěn)定，那么它就是一個強國。這種定義的好處在于，它能夠使權力具體化，可衡量，可預測，從而為行動提供指導。以此定義的權力就像是打撲克時握有一手好牌，但這種定義有很大的問題。當人們把權力等同于能夠產生結果的資源時，他們常常會遇到困惑，那些擁有最多權力資源的國家并不總是能得到它們想要的結果。

這并非要否認權力資源的重要性。權力是通過有形或無形的資源來表達的，因為人們會關注資源。如果你打撲克時展示了自己的一手好牌，其他人有可能會自動認輸，但能夠幫助你在一場比賽中獲勝的資源在另外一場比賽中可能起不到任何作用。用撲克牌的一手好牌打橋牌是贏不了的。即使是打撲克牌，如果你空有一手好牌而不知道該怎么出牌，或者有人從中使詐，你可能還是會輸。權力轉化—將權力資源轉化為行為結果—是一個關鍵的中間變量。擁有權力資源并不能保證你能得到自己想要的結果。例如，美國的權力資源遠在越南之上，但還是輸?shù)袅嗽侥蠎?zhàn)爭。將資源轉化為現(xiàn)實的權力，獲得想要的結果，需要精心設計的戰(zhàn)略和靈巧的領導力—我所說的巧實力。然而在現(xiàn)實世界中，戰(zhàn)略總是不當，領導人也頻繁誤判。

盡管如此，以資源來定義權力仍然是決策者覺得有用的捷徑。一般而言，擁有較多權力資源的國家更可能影響權力資源較少的國家，其對最佳戰(zhàn)略的依賴性也比后者小。較小的國家有時也能因為選擇較小的戰(zhàn)爭或有選擇性地關注一些問題而得到自己想要的結果。平均而言，在直接沖突中，我們是不會指望芬蘭戰(zhàn)勝俄羅斯的。

不管打什么牌，我們第一步都應該先摸清好牌在誰手里，這個人握有多少籌碼。而對于決策者來說，同樣重要的第一步是要利用情境智力來了解自己正在參與的較量。在某一特定情境中，哪些資源能夠提供最佳的權力行為基礎？工業(yè)時代到來之前，石油并不是重要的權力資源，鈾也是因為核時代的開啟才變得重要。按照國際事務的古典現(xiàn)實主義觀點，戰(zhàn)爭是國際政治的終極較量。當所有牌都被攤在桌面上，關于相對權力的種種預測就會被證實或證偽。但幾個世紀以來，隨著技術的不斷發(fā)展，戰(zhàn)爭力量的來源也常常發(fā)生變化。而且，21世紀越來越多的問題最終將不再靠戰(zhàn)爭來解決。

因此，很多分析家認為，根據(jù)“國家權力要素”來定義權力具有誤導性，20世紀后半葉開始主導社會科學分析的行為或關系分析法是一種更好的方法。嚴格說來，這些懷疑論者是正確的。權力資源只是構成權力關系基礎的有形和無形的原料與手段，各種權力資源結合在一起是否能產生想要的結果取決于情境中的行為。手段不是權力關系。一輛車的馬力和可行駛里程，并不能告訴我們它是否能把我們帶到想到達的目的地。

實際上，兩種定義的權力在全球事務的權力討論中都有涉及。我們日常用到的很多詞匯，如“軍事實力”和“經濟實力”，都是資源與行為的綜合體。因此，我們必須明確我們所說的權力是行為權力還是資源權力，并且必須意識到兩者之間的關系并不完美。例如，人們在談及中國或印度的崛起時，關注的往往是龐大的人口規(guī)模以及經濟或軍事資源的增長。然而，這些資源所暗含的能力是否真的能轉化為想要的結果，還要依賴于情境以及國家將資源轉化為能夠產生想要的結果的戰(zhàn)略的能力。圖1–1總結了這些不同的定義，并且顯示了更為謹慎的關系性權力定義，該定義認為權力是改變他人的行為以產生自己想要的結果的能力。

這也是人們在說“權力并不一定能形成影響力”時所指的權力。

最終，由于我們關心的是結果而非資源，我們必須更多地關注情境與戰(zhàn)略。權力轉化戰(zhàn)略是一個沒有得到足夠關注的關鍵變量。戰(zhàn)略將手段與目的聯(lián)系在一起，而能夠成功地在不同情境下結合硬實力資源與軟實力資源的戰(zhàn)略是巧實力的關鍵。

以資源定義的權力

情境 能力

權力=資源→轉化戰(zhàn)略→想要的結果

以行為結果定義的權力

權力=影響其他行為體→關于：某事物→通過手段→達到想要的結果

（范疇）（范圍）（脅迫、報償、吸引）

圖1–1以資源定義的權力與以行為結果定義的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