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也適用于相對古老的熱力學第二定律—即認為孤立系統(tǒng)的熵總是會增加—也就是說，任由事物自行發(fā)展會加劇混亂和無序，甚至連創(chuàng)造秩序的嘗試最終也只會減少已存在有序能量的數(shù)量。這對歷史來說顯然有著深刻的意義，尤其是因為它暗示了人類生活與宇宙歷史最終會走向混亂無序的狀態(tài)。愛因斯坦的相對論也對歷史有深刻的啟示，因為它拋棄了絕對時間的概念。在愛因斯坦之后，我們意識到對于時間，每個觀察者都有自己的衡量標準：如果我在離地面很高處俯視，由于地球引力場對光速產(chǎn)生的影響，一切事物的運動看上去都會顯得比從前速度更慢。不過，即使是相對的時間也僅僅指向一個方向，這主要是因為熵，它影響了我們對時間的心理感受：就連我們記憶某個事件所消耗的能量也增加了宇宙的無序度。

宇宙的無序度在增加。沒有什么比光速更快。不過，與19世紀實證主義所期望正相反的是，自然世界中不是所有現(xiàn)象都能用這樣明確的定律來加以概括。19世紀末最為重要的科學發(fā)展之一，就是人們認識到關(guān)于自然現(xiàn)象間關(guān)系的大多數(shù)表述在本質(zhì)上都只具有或然性。事實上美國的C·S·皮爾斯早在1892年就在其著作《審視必然性學說》（The Doctrine of Necessity Examined）中宣告了決定論的終結(jié)：“偶然性會通過所有的感官渠道蜂擁而至：它是所有事物中最沖動冒失的?！彼暦Q：“偶然性第一，定律第二，習慣傾向則排在第三?！倍糇C這一點的決定性證據(jù)來自1926年海森堡的論證。他發(fā)現(xiàn)精確預測一個粒子的未來位置與速度是不可能的，因為要測定它的目前位置只能利用光量子。光的波長越短，對粒子位置的測量就越精確，但同時對其速度的干擾也會增大。由于這項“測不準原理”，量子力學只能預測某項觀察的可能結(jié)果，指出其中哪個結(jié)果是最有可能的。正如史蒂芬·霍金所說，這“把不可預測性或者隨機性作為無法避免的因素引入到科學中”，而且是引入到了最基礎(chǔ)性的科學中。而這恰恰是始終堅持拉普拉斯式宇宙概念的愛因斯坦所反對的，他在寫給馬克斯·波恩的信中說道：

你相信上帝是在擲骰子，而我則相信在這個世界上客觀存在著完美的法則和秩序，而且，我傾盡所能地去思考，想要理解它們。對此，我有著堅定的信念，然而我也希望有人能找到一個比我更現(xiàn)實的方式，或者說一個更實在的基礎(chǔ)。即使是量子論取得的初步成功，也不能讓我相信世界是場骰子游戲的說法，盡管我很清楚你那些年輕的同事們認為這是因為我老了。

但“測不準原理”比愛因斯坦在世的時間更久，而且它居然讓歷史決定論也感到了尷尬。因為依此類推，歷史學家也絕不應(yīng)該忽視他們自己的“測不準原理”—任何對歷史事實的觀察都不可避免地會扭曲它的意義，因為我們只能是“事后諸葛”地選擇出要觀察的歷史事件。

另一個現(xiàn)代科學概念也對歷史產(chǎn)生了重要啟示，即所謂的“人擇原理”，關(guān)于這種原理最強硬的說法是：“存在著很多不同的宇宙，或者在單一宇宙中存在著很多不同的區(qū)域，它們各自有著不同的起始結(jié)構(gòu)，也許還有自己的一套科學法則……（但）只有少數(shù)像我們這樣的宇宙才能發(fā)展出智性存在?！边@自然會引發(fā)明顯的問題：我們并不清楚應(yīng)該給那些我們并不置身其中的“歷史”賦予怎樣的意義。按霍金的話說：“我們的宇宙不僅僅是可能存在的歷史，而且還是最有可能存在的歷史之一……有那么一類特殊的歷史，它們存在的可能性比其他歷史要大得多。”這種多重宇宙（和維度）的觀念在如加來道雄等物理學家那里得到了進一步發(fā)展。在我看來，歷史學家似乎沒必要照搬加來的某些幻想色彩濃重的概念。由于需要難以想象的龐大能量，即便只是說“穿越蟲洞”在時空中旅行有“理論上的”可能性，也很值得懷疑。（且不說別的，如果時間旅行可能的話，我們的世界早就被來自未來的“旅行者們”灌得水泄不通了—這還沒算那些返回到更早的年代的人，他們想要阻止林肯被殺或掐死還是嬰兒的希特勒。）盡管如此，有無限多宇宙的這種概念也是相當有啟發(fā)性的。想象在別的世界里克麗奧佩特拉著名的鼻子在鼻尖上有顆令人生厭的瘊子，在某個物理學家看來近乎胡亂臆想。但這卻很生動地提醒我們，歷史具有不確定的本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