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黃阿明給我打電話的時候，我正酒精中毒留守在西貢醫(yī)院打點滴。從九龍到西貢，也許是插了翅膀才能那么快地飛過來。我沒有問他從哪里知道我的號碼。網(wǎng)易同學錄上每天都有人在往上面貼自己的聯(lián)系方式和職業(yè)，生怕老同學不知道自己已混得人模狗樣。

他戴著大墨鏡和漁夫帽，但還是含情脈脈地拉住我的手，問我：“你還在生我氣對吧？你原諒我了嗎？你為什么一個人跑香港來？為什么不留在北京？”

最后他說：“我找了你好久，跟我走。”那是電影里的一句臺詞，現(xiàn)實中說起來居然也那么擲地有聲，砸得人心直疼。

中午，當穿著號稱兩公斤重的制服，提著周記的豬肝粥趕過來的大雄得知已被另外一個人篡權奪位時，便把豬肝粥留在了病房，人走了。

走到門口，他又回過頭說了一句話，不是漢語，不是英語，也不是日語和法語。原來，他還會第五種語言，說不定真的是火星語。

西貢的公寓里，他什么都沒帶就離開了，刮胡刀，除毛膏，男士洗面奶，只帶走了一大箱子的電影光碟，用警員薪水買來的正版DVD。我把他用過的東西都打包進一個箱子里，貼上寄往警局的地址?？尚Π桑钤谝黄鹉敲淳玫膬蓚€人，居然連他的家在哪兒都不知道。

這些已不重要了，我有了黃阿明，那個大學時候在我的宿舍樓下拿著把吉他唱情歌，唱到差點挨處分的男生。

沒什么比破鏡重圓更美好的青春。盡管我失去了大雄的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