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議制當然是個程度問題：在湯姆·佩恩所設想的民主共和國，與并無投票權的英國臣民在西敏寺享有所謂的“虛擬代議制”之間有天淵之別。然而，一個有產者議會里的虛擬代議制總好過絕對君權下沒有代議制。但它在實踐上是否也具成效呢？

政治理論家有時會認為：“相比君主專制，代議制在增加稅收方面更有優(yōu)勢。”如我們所見，這也是孟德斯鳩的觀點。誠然，對于18世紀的英、法兩國而言，此話不假，但代議制和稅收之間的對等關系并非必然。一個代議制大會若不同意政府開支的優(yōu)先項目，那它即會嚴重阻礙國家的稅收。17世紀，弗朗西斯·培根說，英國人是“歐洲所有國家中對自己的家產最有支配權的人”，他本可再添上一句—“因此也是稅負最輕的人”。而證明代議制在增加稅收方面更有優(yōu)勢這一理論為假的最極端的例子，是18世紀的波蘭：由于代議制的存在而導致沒有稅收。議會里的貴族們把自由理解成掙脫稅收的自由，以致這個國家的財政收入以及相應的軍事力量停滯不前，最終帶來致命后果。

法國的例子更是自相矛盾。法國推翻了君主專制，并取得了征稅需經議會兩院批準這一原則性勝利，但這并沒有提高公眾對稅收的接納程度：國民議會推出的新稅種（土地稅、動產稅、個人稅以及營業(yè)稅）均以失敗告終，主要原因是多數人不納稅。英國議會有時也在財政收入上缺乏責任心：拿破侖戰(zhàn)爭剛結束，所得稅即刻被倉促廢止，“英國上院高墻內歡聲雷動”，雖然此時即便繼續(xù)征收所得稅也不足以彌補戰(zhàn)爭造成的巨大財政缺口。而下院也莽撞地通過了一項動議，即將所得稅相關一切賬簿和記錄銷毀，萬幸（或者說不幸）的是，那些副本已送交至國王處備存。

1832~1918年的英國歷史，可以看成選舉權和直接稅“網”互相輔助、共同發(fā)展的歷史。1884年之前，英國的選舉權事實上都是建立在租金價值上的（從本質上說，就是使財產的租價超過一定金額的土地保有人、承租人和戶主享有投票權），而承擔地方上的稅收也意味著可以享有地方和國家政策的投票權。無論是支持者還是反對者，選舉權改革提案通常與貢獻財政的標準緊密相關。格萊斯通認為：“選舉權和納稅貢獻之間應有密切關系，如果選舉權將窮人排除在外，那稅收上他們也不應承擔責任?！焙喍灾皣鴰炜仗摶蜻^于揮霍”必然會產生擴充選舉權的要求。格萊斯通的頭號政敵迪斯雷利在1867年甚至還提出“花哨的選舉權”的改革提案，即所有繳納20先令所得稅的納稅人均可享有選舉權。這并非什么玄妙復雜的政治數學計算。1860年，一個支持格萊斯通、抨擊帕默斯頓那耗資巨大的海外擴張政策的廣告牌上寫得很清楚：

納稅人……你們還要讓自己被帕默斯頓主義蒙蔽多久？還要在和平時期被那些戰(zhàn)爭販子掠奪多久？財政大臣在向你們求助……讓我們改革下院吧，這次要搞個徹底。

換言之，選舉權改革就是增加納稅人參政人數和加強其權利的途徑。

然而，選舉人人數的增長速度要遠遠高于所得稅納稅人人數的增長速度。1832~1914年，享有選舉權的成年男性人數比例從18%上升到88%（雖然其中有1/3的人仍非正式地被排除在外，這是因為選民登記制度要求選民在選區(qū)長期居?。?。但所得稅納稅人數量占總人口的比例卻并無提高，仍處于相當低的水平。雖然有無稅不參政的說法，但是很大一部分人參與議政卻不繳納所得稅。在這種情形下，1884年改革法案的推出迫使直接稅上漲也就不難理解了：1867~1913年，直接稅收入占財政總收入之比從8%增長到36%，所得稅標準稅率從1876年的每英鎊2便士提高到每英鎊14便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