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此以后，高宗武就毫無顧忌地自由往來于漢口與香港之間，4月中旬再次抵港，與等候在香港的西義顯、伊藤兩人再三商談。高向西義顯、伊藤轉達蔣介石的意圖：

“中國方面認為日本對華政策有兩點：一是對蘇關系的安全保障問題；二是對中國的經(jīng)濟發(fā)展問題。如果，上述想法不錯的話，原則上是可以接受的。但是，關于對滿洲和內(nèi)蒙的處理問題，留待他日協(xié)商解決；河北和察哈爾兩省應盡速歸還中國，以期確立長城以南的中國領土主權和內(nèi)政的完整。日本應尊重中國這些原則。如果日本方面同意上述意見，首先實現(xiàn)日華兩軍停戰(zhàn)，然后雙方再以上述條款為基礎，進行有關和平細節(jié)的談判?！?/p>

西義顯等將上述意見帶回東京，轉告影佐大佐，但沒有得到滿意的答復，又徒勞無益地返回香港。高宗武也返回漢口，向蔣介石匯報了日本的態(tài)度，然后于6月中旬第三次去香港。投降派、國民政府副秘書長兼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代理部長周佛海勸高宗武延長旅程去東京，直接與日本政府聯(lián)系，并向高說，對蔣介石由他負一切責任。但是，蔣介石命令高宗武只限于在香港搜集日方的作戰(zhàn)情報。最后，蔣對高宗武的行動似乎產(chǎn)生了異常的預感，甚至把他已批準的高宗武去香港的旅行也撤銷了。

然后，高還是違抗蔣的意愿到了香港，再三與西義顯、伊藤等會談。高而且下了決心，如不得已，即使背離蔣介石的意愿，也要為日華“和平”挺身而出。高受到西義顯的鼓勵，于6月22日與伊藤乘日本“皇后”號輪船離港去日，在盧溝橋事件一周年的前一天，他與今井武夫會面，高竟說：盧溝橋事件的爆發(fā)無疑是中國共產(chǎn)黨的陰謀……

高對于以蔣介石為中心解決日華之間的事變的方案已死了心，他改變了態(tài)度，熱衷于聽取日本方面的意見。他與伊藤返回香港后，怕遭到蔣介石的逮捕或監(jiān)禁，不敢回到漢口，只寫了報告給周佛海，自己留在香港養(yǎng)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