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 碚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中國社科院工業(yè)經濟研究所所長

張翼邀我為他多年跟蹤采訪俞敏洪和新東方而完成的這部著作作序。我欣然接受，因為，俞敏洪所從事的事業(yè)與我最近一直在思考的一個問題相關。在我看來，這部書中的所記所述，映射著一個與民族命運密切相關的問題。這樣說，絕不是夸大其詞。

俞敏洪的個人素質和堅韌執(zhí)著確實是新東方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但從全球化和中華民族命運的大背景看，也有其成功的必然性。因為，俞敏洪和新東方進入的是一個中華民族最“勞民傷財”的領域。試問：中國人在哪一門學習課程中花費的時間、精力和經費最多？大概沒有人會反對，答案是“英語”。中國人從小學甚至幼兒園開始，“學英語，考英語”就幾乎一直如影相隨，像幽靈一樣難以擺脫，但大多數人終其一生也仍然遺憾地沒能真正學好英語。國家、家庭、個人都為此付出極多的時間、精力和經費。特別是那些精英人士或者期望成為精英人士的知識型人才，攻讀學士、碩士、博士，完成學業(yè)，獲得學位，統(tǒng)統(tǒng)必須“痛苦地”學英語、考英語；更不要說出國求學，掌握英語當然是必要條件。英語幾乎成為中國所有專業(yè)技術職務門檻的“敲門磚”，例如要晉升“職稱”，就要通過英語考試。俞敏洪和他的新東方進入了一個中國人耗費資源最多的教學領域，在這個蘊蓄著巨量收入的產業(yè)領域，商業(yè)“蛋糕”實在是太大了！

早在“五四”運動的那個年代，中國的文化精英們在思考中華民族落后的原因時就指出，中國文字耗費了太多的民眾時間、精力和教育資源，許多人主張中國文字也應走西方拼音文字的改革道路（甚至毛澤東也曾有這樣的主張）。也是為了減少學習和使用中國文字的成本，新中國成立后也曾進行了幾次漢字簡化。從經濟效率的角度看，其目的無非是要節(jié)約使用中國文字所耗費的“交易成本”。

但是，現(xiàn)在看來，同使用漢字的交易成本相比，中國人學英語、考英語所花費的成本要大得多。世界上有數百種語言，《圣經》上說這是上帝有意要給人類的溝通交流設置障礙，是對人類的一種懲罰。于是，使用不同語言文字的民族之間進行溝通交流就必須進行語言翻譯，或者迫使人類必須痛苦地學習“外語”。這實質上就是為克服和解決不同語言之間的障礙，進行語言符號轉換而支付交易成本。

不過，由于各國的文明發(fā)達程度和國際地位不同，所以，在支付語言轉換成本上的競爭地位是極為不平等的。一般規(guī)律是，經濟和文化較弱勢的國家，不得不為語言轉換付出遠比經濟和文化強勢國家更多的成本。人類進入工業(yè)化時代以來，英國曾經是強大的“日不落”帝國；而當代世界，美國是唯一的超級大國。所以，近現(xiàn)代以來，絕大多數文獻以英語記載，英語成為20世紀以來大多數國家認可（或者不得不認可）的國際交流語言（曾經有人試圖發(fā)明推廣“世界語”，以實現(xiàn)語言平等，但終未成功）?？傊⒄Z是其他語言難以替代的最強勢的語言。盡管漢語是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的語言，但其競爭力仍然無法與英語同日而語。各種文獻資料特別是科學學術成果如果不是用英語表達，甚至很可能被視而不見。國際交流通常也必須以英語為“工作語言”。語言不平等的最普遍表現(xiàn)就是，以英語為母語的國家可以不在意學外語的迫切性和必要性，除非是具有抱負的一些人準備將來從事必須使用非英語的特殊行業(yè)；而其他國家則不得不花費極大的教學成本學習和掌握非母語的英語。顯然，這是當今世界最大的不公平性！

盡管不公平，但只要中國沒有強大到讓其他民族都須支出更大的成本來普及中文，只要美英等英語國家仍然是世界各國中經濟和文化最強勢的國家，全民學英語就是中國人難以擺脫的命運！將更多的資源（時間、精力、資金）投入到學英語、考英語的現(xiàn)實之中，越來越多的中國人可以流利地運用英語，以英語水平作為知識水平、文化水平，甚至專業(yè)水平（考不過英語就評不上和當不上教授、研究員、主任醫(yī)生、高級工程師等）的標準，既是中國文化進步和人才水平提高的表現(xiàn)，也是面對英語強勢文化，中華民族現(xiàn)代文明的一個“悲壯”奇觀！

所以，可以說，俞敏洪和他的新東方所從事的是中華民族最悲壯的事業(yè)。從《柔韌有“俞”——你所不知道的俞敏洪》一書中，我們似乎也可以看到，俞敏洪正是懷著某種悲情，特別是對北京大學的悲情，從逆境中奮發(fā)創(chuàng)業(yè)而艱難創(chuàng)辦新東方的。敏洪的悲情奮發(fā)和民族的悲壯拼搏，就是我看到的俞敏洪和他的新東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