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作出“回兵黔北”的戰(zhàn)略決策，到二渡赤水取得婁山關大捷，中央紅軍取得的一個又一個勝利，使張聞天更加相信毛澤東的戰(zhàn)略戰(zhàn)術原則是正確的，更加佩服毛澤東的軍事指揮才能。他更加確信，毛澤東在前方指揮戰(zhàn)斗更有勝利把握。在二占遵義以后，張聞天提議成立一個前敵司令部，請毛澤東到前方擔任前敵總指揮。

3月4日，中革軍委主席朱德和副主席周恩來、王稼祥簽發(fā)命令：“為加強和統(tǒng)一作戰(zhàn)起見，茲于此次戰(zhàn)役特設前敵司令部，委托朱德同志為前敵司令員，毛澤東同志為前敵政治委員?！碑斈?，前敵政治委員，實際上就是前敵總指揮。這一新的建置與任命，顯然是把前方機動靈活地指揮戰(zhàn)役的權力交給了毛澤東。不過，紅軍的整個軍事領導的體制并未改變，周恩來仍是軍事上下最后決心的負責者。

毛澤東就任前敵總指揮后，即隨前敵司令部離開遵義到達鴨溪、茍壩一帶。此后，王稼祥發(fā)些議論，經(jīng)常要求中央開會討論軍事行動。張聞天鑒于博古過去領導缺乏民主，采納了王稼祥的意見，召集過幾次這樣的會議。張聞天那時不了解，日常的軍事指揮需要完全的集權。召開這種會議，對前方指揮者按軍情變化作出必要的專斷處置是會有妨礙的；而會上的爭論，更會擾亂前方指揮者的部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