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學史叢書》總序

葉 雋

對于人類文明的發(fā)展來說，異質(zhì)文化之間的交流與互動始終是居于樞紐地位的推動器。文化的異質(zhì)性越強，外來刺激的作用力往往越深。故此陳寅恪先生有言：“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統(tǒng)，有所創(chuàng)獲者，必須一方面吸收輸入外來之學說，一方面不忘本來民族之地位。此二種相反而適相成之態(tài)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舊途徑，而二千年吾民族與他民族思想接觸史之所昭示者也?！盵1]此理不僅適于國人，對人類整體文明同樣具有典范效應。而就這樣一種文化交流而言，要言之可分兩種，一為達摩弘法，一為玄奘取經(jīng)。前者是主動走出去的“宣經(jīng)傳道”，有一種宣示宗教福音的使命意識在內(nèi)；后者則是具有自身主體性的“求知向?qū)W”，更具追求真理的孜孜之誠。可一旦學術（此處是佛教）中心轉(zhuǎn)移，其情況又變，即為鑒真東渡、阿倍入唐。師、弟位置的變化，是值得注意的現(xiàn)象。但對于一個民族的長遠發(fā)展來說，其要義當在“采玉他山”，而非“好為人師”。就此看，我們當然可以為隋唐時代的四海來朝而興奮自豪，但更應關注由法顯至玄奘的求學路徑。貞觀盛世之際走向西域的玄奘，正充分表現(xiàn)了我民族文明求知于世界的“煌煌大度”。正如當代美國雖為世界留學生匯聚之中心，但走向世界的美國學生也并不少見。

如果說以上表現(xiàn)的，是東方文化范圍內(nèi)以佛教為核心的知識中心場域遷變過程的“代表現(xiàn)象”，那么隨著世界場域的整體形成與西方強勢背景，以基督教為中心的知識場域轉(zhuǎn)向就是很自然的了。不過，我們還是將目光集中到隨著現(xiàn)代科學與學術制度發(fā)展而形成的近距離時段中來。19世紀初期的洪堡改革一舉確立了德國大學在世界學術與科學場域的中心地位。而有趣的是，“到1900年為止，橫渡大西洋到歐洲偉大的學術研究中心，主要是德國的大學留學的差不多1萬名美國學者，堅定地服膺于學術研究和以科研為基礎的教學和學習的思想回到美國”[2]。這一國際教育交流史上的劃時代事件，使得美國后來發(fā)生了學術革命，并在1930年代后迅速崛起，取代德國成為世界高教與科研中心。由此我們可以看到的是，留學史與學術史、教育史（尤其是大學史）密切相連，留學潮的興起消落往往與學術中心的遷變息息相關；而其背后表現(xiàn)出的政府決策功能和文化意識，往往關系到一個民族—國家的長遠發(fā)展。至少，一個基本事實就是，19世紀后期逐漸興起的三大國——俄、日、美，都是以德為師的；而其中扮演重要角色的，都是本國的留德學生。

此處僅以中國之求知于世界為例，稍作探討。近代中國雖然早已有有識之士如容閎等提出派遣留學，并有高層政治領袖如曾國藩、李鴻章、沈葆楨、張之洞等予以呼應,但其篳路藍縷之艱難，仍遠超乎后世想象。故此，從官派留美幼童到留歐船政生乃至轟轟烈烈的留日潮，雖不乏優(yōu)異人物出現(xiàn)，但往往屬于個案現(xiàn)象，就整體言則往往難免或“淺嘗輒止”、或“魚龍混雜”、或“見木不見林”等弊端。而其時中國面臨的老大帝國之病與難，使得留學所承載的功利化傾向暴露無遺。早在1910年代，身為留美學生的胡適作《非留學篇》，對留學提出異議：“留學者，吾國之大恥也。留學者，過渡之舟楫非敲門之磚也。留學者，度時傷財事倍而功半也。留學者，救急之計而非久遠之圖也。”[3]此處表現(xiàn)出的強烈民族主義情緒，在其特殊語境中完全可以理解，但卻不能作為一種求知向?qū)W的純正心態(tài)。到1920年代，潘光旦撰《留學生問題》，繼續(xù)追問：“我們最先要問的是：年年歲歲有大批留學生出洋，到底有沒有一個盡期？”[4]對中國留學史深加反思，其致用思緒表露無遺：“我國留學運動，與日本大致同時發(fā)韌，但是就成績而論，便不可同年語了。